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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亡] 抗日战争中的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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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发表于 2013-12-28 22:20: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绪论 民族魂,在国难中升腾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百年的屈辱史,至抗日战争才发生一个重要转折。这场战争是近代以来以中国全面胜利、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而告终的惟一一场战争,也是中华民族对外战争中惟一的一场全民抗战。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抗战中,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各团体、各教派都在抗日救亡的神圣目标下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协同御侮,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不管人口多寡,信仰、语言、习俗不同,政治地位不等,都在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挺身而出,义元反顾地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民族抗战当中,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而英勇战斗,谱写了一曲全民族抗敌救国的不朽壮歌!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
  
  回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唐宋时代,伴随中西交通的畅通和中外关系的发展,不少阿拉伯等地的"蕃客"、"胡商"陆续来华,至元代回回户籍的确立,标志着回回人已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从此,回族人民与中华各兄弟民族一道共同开发和建设自己的家园,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如历史上马合木·牙剌瓦赤在中血的施政,赛典赤·赡恩丁的治滇,常遇春、汤和、邓愈、胡大海、蓝玉、沐英等回族英杰辅佐明太祖底定字内,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海瑞刚正不阿的清官形象他们的作为,不仅为后世国人与回族人民所称颂,也对当时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满族入主中原,对回汉民族实行了防范和歧视政策。随着在民族问题上封建制的进一步强化,传统的"从俗从宜"的宽容气氛渐趋消失,特别是从乾隆中后期一直到清王朝统治结束的一百多年问,回族同胞经历了其宗教受歧视、民族受侮辱的痛苦磨难,回族的信仰、习俗、文化礼俗遭到禁止。于是,不堪民族与阶级压迫的回族人民,为反抗清王朝的残暴统治而展开坚决的斗争,咸丰、同治年问杜文秀领导云南回民起义,坚持斗争十八年;同治年间陕西回民首举西北回民起义的大旗,甘宁青回民奋战十余年;光绪年间河湟回民再次起义。此起彼伏的回民起义,给病人膏育的清王朝统治以沉重的打击,表现了回族人民坚强不屈的意志和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历史向中华各族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回族人民除了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外,还多了一层民族压迫。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指出:"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所以,"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孙中山先生的这一高度评价和伟大预见,在此后的回族人民革命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和体现。纵观近现代以来和抗日战争中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
  
  回族人民素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回族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始终与爱国相联系。早在元代时,回回人即"皆以中原为家",这种国家观念和民族文化认同,伴随明清以来回汉人民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更为广泛密切的联系而愈益强烈和牢固。因而,即使在反抗民族压迫的残酷斗争中,回族同胞也能忍辱负重,置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于首位,真诚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近代回族知识分子丁竹园对回族人民爱国与爱教的精神曾有生动的概括:"在中国的清真教人,奉的是清真教,可全是中国的公民。能把国家维持得强盛了,教门一定能跟着发达。因此,既是中国人,就当同心努力地维持我们国家大事。没了国,还能保得住教吗?"所以,"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这已成为回族人民普遍的共识。
  
  抗战爆发前,日本侵略者已策划分裂中国的阴谋,派一些日本浪人到中国西北回民聚居地区活动,扬言日本要支持回民建立回教国家;"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成立由他们操纵的回教组织,到处煽动。能否坚持爱国立场,这对中国回民来说是一种严峻的考验,马良等少数回族败类已经做了日本侵略者的马前卒,伪回教公会掀起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鼓噪,一时十分猖獗。然而,绝大多数中国回民都能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所热爱的,是他们世代生息于斯的中国,而不是子虚乌有的回教国。所以,不为敌人的蛊惑所动摇。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回民约有4000余万(一说为5000余万),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因此,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回民问题,努力争取使全体回民成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重要力量。1938年成立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即以"发扬教义,团结回教民众,协心救国"为宗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抗日救国的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回族民众。回族民众则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他们爱国兴教的愿望和决心。首先,回教领袖达浦生等人针对日本的分裂阴谋,组织回教救国宣传团和访问团,分赴信仰伊斯兰教的近东各国和南洋,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活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其次,伊斯兰教徒积极投身于抗日战场,救护伤员,救济难民。尤为感人的是,回教青年踊跃参加抗日军队,冲锋陷阵,英雄杀敌,他们的爱国精神彪炳史册。
  
  日本人的反动宣传和分裂阴谋,不会使回民动摇爱国信念;日本人的屠刀和枪口,均不能吓倒爱国爱教的回族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里,广大回族民众始终保持坚定信念:"我中华回民皆中国之国民,生于斯、息于斯,与国家有绝对不可分离之关系,绝非外人阴谋谰言所可动摇。回教人民认为中华民国之休戚,系我全民族之休戚,祸福与共,兴亡有责,国内其它民族或不免有受敌欺骗者,但我回民则爱国精神始终如一,决不受敌人利用也。"
  
  第二,尚武强悍、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回族有尚武的传统,历史上,既有保家卫国的回族军事将领,也有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回族英雄豪杰,还有武林中的能人高手,也有一些地方拳种和武术流派的创始人。在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历程中,就涌现出无数爱国志士,他们是尚武强悍的回族人民中的杰出代表。抗击英军的定海战役中,有三位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与敌奋战六天六夜,同日阵亡,其中郑国鸿是湖南回族。其子郑鼎臣继承父志,也投身抗英斗争,在普陀海面奇袭英舰,被誉为当世"奇男";在浙江沿海的抗英战斗中,绿营兵中的回兵参加了慈溪、乍浦、松江三次战役,其中,由朱贵(河州人)率领的以固原营兵为主力的900名士兵,在没有外援的困境下孤军奋战,与敌殊死搏斗;慈溪战役中,甘肃(包括今天的宁夏)军卒牺牲者有400余人;乍浦战役中陕甘兵士阵亡367人,但给英国侵略者以重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天津镇标右营游击、回族英雄沙春元,在守卫大沽口炮台的战斗中,多次击败英法舰队,终因敌众我寡而炮台失守,沙春元壮烈殉国。中日甲午战争中因坚守阵地、英勇抗击日军而闻名于世的清朝名将左宝贵,就是一位山东籍的回族英雄。左宝贵为国捐躯之后,光绪皇帝赐予他太子少保衔,谥"忠壮"封号,以示表彰。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中,董福祥的甘军奉调保卫京师,甘军中有一-支由回族总兵马福禄率领的主要由回族和东乡族青年组成的部队。在廊坊战役中,马福禄所部官兵奋勇当先,英勇献身者百余人。在守卫正阳门的战斗中,马福禄亲自登城督战,不幸被飞弹击中,壮烈捐躯。其从弟马福贵、马福全及侄子马耀图以及回族、撒拉、东乡等族官兵百余人皆英勇阵亡。辛亥革命期间追随孙中山的回族人士有云南罗云五、赵钟奇、广西宋耀民等人,其中宋耀民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是七十二烈士之一。在武昌起义中,马骥云和沙金海是首举义旗的685名有功人员中的两位志士(分别名列第35名和37名)。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回族马玉贵,是陕西辛亥之役的重要人物。此外,还有护国运动中的英雄马聪、王廷治、孙永安,甘肃响应护法运动的领导者蔡大愚等等。勇武善战的回族志士更不胜枚举。
  
  当日寇的铁蹄踏进中国的领土时,回族人民以英勇无畏的精神,纷纷拿起武器,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去,抗战期间,全国各地成立了数十支回族抗日武装,陕甘宁边区有回民骑兵团,山西有壶关游击队、长治回民营;华北平原上有以冀中、渤海回民支队为骨干的数支回民武装;皖东有定远清真大队。在这些回族抗日力量中,冀中和渤海回民支队驰名中外。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转战于冀中平原和冀鲁边区,令敌人闻风丧胆。这支队伍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被誉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它是回族人民武装抗日的一面旗帜。
  
  在国民党正规部队中,骑兵第一师、八十一军两支抗日部队,以回族士兵为主干,他们分别开赴豫皖战场和绥西战场,英勇抗日,屡挫日寇装备精良的部队,战绩辉煌。在抗日前线,如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中,就有云南回族健儿血洒疆场,在其它抗日部队中,也有许多回族将士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抗战期间,涌现出许多英勇无敌、以身殉国的回族将士,如安德馨、马秉忠、郭志雄、张鸿仪、金方昌、米英俊等,其英雄事迹可歌可泣、撼天动地。在整个抗战中,各地回族群众不堪忍受日军的蹂躏和残害,自发组织起来打击日寇的情形也极为普遍,如山东济宁的回民在教长领导下抗击日寇,表现了英勇无畏、同仇敌忾的革命气概。在沦陷区,回族民众拿起武器,与敌人斗争到底的精神,始终鼓舞着回汉人民抗日的信心和决心。第三,逆境求生、积极进取的坚强意志回族的历史充满苦难和艰辛。回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遭受封建王朝的压迫,在清代遭受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尤为深重。清王朝对回族采取"消灭政策,地方官绅视回回为敌、屡屡挑起'驱回'、'杀回'事件"。回族人民不堪忍受统治者的迫害,多次举行起义和暴动,清政府对同族起义进行血腥镇压,其后又驱赶、迁徙和安置在自然条件恶劣,又相互隔离的地区,对回族实行防范和压制政策,这样一来,回民的处境更加悲惨。沉重的压迫激起起义,起义的失败招致了更大的压迫,使回族人民经济破产、文化落后,生活于贫困和艰难之中。
  
  但是,回族是个逆境求生、充满进取精神和坚强毅力的民族。当他们的土地房屋被当作"叛产"、"逆产"充公后,他们就在城镇的街头摆摊设点,或奔波于城乡之中,从事辛劳的商业经营和贩运生意,等积累资金后,再购置地产,或者终生以商为业。有些被遣散到山区的回民,挥锄开垦贫瘠的山野,养起一群群牛羊;或建起骆驼商队,修起清真寺,盖起瓦房,重新安家置业。他们在逆境中艰难求生,惨淡经营,一个个回族聚居点又建立起来了。
  
  回族人民有这样一些优秀品质:(1)能吃苦耐劳;(2)勇敢;(3)富于冒险精神;(4)个人独立生活能力强;(5)有凝聚力。环境的险恶,锻炼了回族人民坚强的意志;行业上的不固定,使他们能积极寻求生存之道,善于灵活运用头脑和双手,乐于创新而不守旧,勇于奋进而不退缩。这反映了回族强盛的生命力。正是凭着这种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毅力,回族人民才得以历尽劫难而仍能生存,仍能自立,仍能发展。
  
  当日寇全面侵华之时,回族的房屋被毁,土地被占。由于战祸,生意萧条,商路阻塞。生活用品短缺,回族人民和其它各族人民一样,挣扎在死亡线上。但回族人民仍然凭借自己的坚强毅力,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生产自救,发展自己擅长的牛羊业、长途贩运、短途贩卖、摆摊设点、经营饮食、药材、面粉、制皂等行业,使回族商业、手工业于艰难中得以维持,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生计,还积极支援抗战。各地回族群众在抗战期间踊跃捐献,多缴公粮,多购公债,妇女制作军鞋,送往前线的战士手中,为抗战奉献自己一份力量。
  
  由于经济上的贫困、政治上又遭受民族歧视,造成回族文化落后,回族子弟受教育机会很少。但回族中的进步人士已认识到发展民族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以,自近代以来,回族中优秀的知识分子如郭隆真、马骏、刘清扬等较早地接受进步思想、加入先进组织,积极投身革命,成为觉悟的回族知识分子的典范。回族爱国人士捐资兴办教育,创办刊物,掀起教育救国的热潮,各类回族小学、中学,以及成达师范学校、西北公学等高级学校相继成立,即使遭受口机轰炸,面临河山沦陷的危局,仍能坚持转移到内地办学,始终没有间断,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回族知识分子和优秀干部,成为回族振兴的希望。
  
  第三,精诚团结、追求和平的高尚情操
  
  回回民族是一个长期受压迫受歧视的民族,但是,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无论多么残酷的屠杀和镇压,都不能使他们停止反抗。在反抗压迫、逆境求生的过程中,回族形成民族意识较强、内部易于抱团、团结紧密的特点。如人们常说的:"天下回回是一家","回回出门不用愁,干粮盘缠回回凑"。伊斯兰教特别强调兄弟情谊,将漠视同胞苦难、见死不救视为耻辱与罪恶,而将慷慨好义、与穆斯林兄弟同生共死视为非常高尚的品德与荣誉,因而能团结一心。
  
  为了反抗清政府的压迫,回族人民团结一心,举行了动摇清朝腐朽统治的多次起义,虽被镇压,但他们英勇不屈、团结一致的精神,谱写了回族人民反强暴、反压迫、追求平等自由的壮丽诗篇。为了生存,回族人民内部团结,组建商队,建立马帮、驼帮,从事长途贩运,走州过县,谋生的同时也给其它各族人民带来生活必需品。回族商民奔走于城乡之间,活跃了市场,促进了经济发展。回族依靠团结,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勇敢,开创了许多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行业,如牛羊业(皮毛生产、屠宰业等)、饮食、干果、药材、玉器、制皂等,别的民族不能望其项背。30年代初。当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举向中国人的头顶,回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起,积极投身于保家卫国的战斗。国难当头,回族人民又一次紧密地团结起来。
  
  "七·七"事变后不久,回教领袖响应国共两党共同抗日、抵御外侮的主张,积极筹备建立回族联合组织,l938年夏,在武汉正式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并在原则上要求各地地方性回民团体并人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同时成立各省、县、市的分会。回民救国协会积极宣传抗日,揭露日本分裂阴谋,鼓励和支持回族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正如蒋介石在《告战区回教同胞书》中所言:"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全国回教同胞一致兴起,或执千戈以卫国家,或尽力捐助以裕军需,或主持正义以正舆论,或教育子弟以待复兴,在此民族国家绝续之交,无不思完成其历史之重大任务。凡所表现,不特博得国人之敬爱,国际方面之同情,足使我国回教同胞,引以自慰者也。"
  
  抗战中,广大回族同胞能够积极投身于抗战斗争,大批青壮年能够一呼百应地云集于抗战旗帜下,建立回族武装,并能在抗战中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同敌人血战到底,正是回族人民团结战斗精神的发扬光大。在抗日前线,有回族健儿血洒疆场;在后方,回族青年男女积极参加各种服务团和工作队,救护伤员,救济难民,运输物资,发起募捐;慰问团奔赴各地,鼓励军民抗敌.激发强烈的爱国热情;各地回民以斋戒精神厉行节约,支援前线。广大回族同胞不分老幼,同仇敌忾,共同投入抗日洪流,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后方的支援是全民抗战的一部分,而宣传鼓动是抗战的又一条战线。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回民履行"爱护国土属于信德"的圣训,继承历史上回教保族爱国的传统,奋力抗战。达浦生等人出国宣传,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抗日的史实。国内回族创办的各类刊物,如《回教大众》、《回民言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等,成为宣传抗日的重要舆论阵地,表达了中国回民保家卫国的心声。在沦陷区.回民群众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团结一致、誓与日寇斗争到底的决心。例如:侵占北平的日本人要买回民清真寺的地面扩张伪衙门,阿訇坚决不允;日本人搞"牛羊业组合",实行所谓组合统办,700多家牛羊行生计被夺,回族人民奋起反抗,回民青年在清真寺大殿宣誓,持刀割去搞"组合"的日本人的耳朵,挖去"组合"者的眼睛,大快人心。足见回族团结御侮的决心和斗志。
  
  抗日战争中,不仅回族内部团结,回族与汉族的传统友谊也得到空前发扬。汉族为主体的部队中有回族将士,回族的抗日部队中有汉族的干部和战士。回汉鱼水情深,共同擎起抗日大旗。回汉团结一致,英勇抗战的光辉事迹,也鼓舞其他各族人民,使各个民族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拳头,才将日本侵略者驱除出中国。
  
  回族不屈服于任何压迫和侮辱,回族尚武英勇,但回族并不崇尚暴力和强权,《古兰经》鼓励伊斯兰教信徒们在捍卫信仰与正义时才使用武力。回族同胞追求解放,也热爱和半。抵抗日军入侵,保家卫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寻求真正的和平,这是崇高的境界。精诚团结和追求和平,是回族同胞身上所体现的高尚品质。
  
  "抗战中,广大回族同胞既不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引诱所动,也没有在强盗的屠刀下屈服;他们既没有站在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对立面阻碍抗战,也没以居住分散为借口而无所作为;既没听从日寇的'劝导'去'防共反共',也没有在国民党的镇压下一蹶不振。相反,抗日战争中,回族人民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将分散的力量凝结在一起,与汉族同胞紧密团结,坚定地追随并拥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精诚保国勇于牺牲的精神投入抗战斗争,"这样一个爱国、忠诚、勇敢、进取的民族,难道不值得我们讴歌和颂扬么?回族同胞在抗战中做出的贡献。难道不足以在中国现代史中大书特书么?回族仁人志士抗敌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难道要被蒙上时间的尘埃、湮没无闻么?
  
  当我们翻开近现代史册,重新回顾回族人民爱国斗争的光荣历史时,正如《回族》一书作者所言:"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回回民族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看到了回回民族在国难当头依恋祖国的赤子之心,看到了回回民族不畏强暴的民族良知和身处逆境却不放弃憧憬未来的大无畏民族精神,从而禁不住为这个民族的以往感到骄傲,对这个民族的未来充满希望。"抗日战争中,回族的民族精神得到升华,回族以自己特有的智慧和品格,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保家卫国的篇章,因此,我们看抗战危难中的回回民族,才能看到回族的本色和民族魂。

政治篇
  
  一、日本帝国主义的"回教"阴谋及其侵略暴行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后,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实行殖民统治和建立霸权的帝国主义道路。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就提出了所谓的"大陆政策",把侵略中国作为既定国策。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到1927年7月,日本首相义一在给天皇的秘密奏折中说:"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中国领土,亦非中国之特殊区域"。又说,"而中国之被征服,实吾国席卷全亚、称雄世界之准备,中国平,则全皿必畏我而服于我,列强亦将知亚洲者,吾日人之亚洲也,无敢觊觎者矣。"田中奏折不仅把日本"大陆政策"具体化,而且表明其侵略行动正在加紧准备实施之中。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大好河山,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仅蓄谋已久,且非单纯军事进攻,而是采取了以武力征服为主,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在内的全面侵略政策。挑起民族矛盾,离间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以华治华",以实现其各个击破、分而治之、最后灭亡全中国的图谋,是其政治侵略的主要内容。伪"满洲国"和伪"蒙古军政府",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图谋的产物。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地形成了一体多源的特点和格局。在这个大家庭中,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撒拉族等,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它们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北,人口较多,分布亦较广,特别是回族在分布上呈大分散、小集中状况,几乎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因而其影响也较大。"九·一八"事变后,口本以推行田中政策为目的,积极向西、向南扩展。而亚洲之西亚、南亚、南洋各伊斯兰教民族力量强大、人口众多,成为日本侵略扩张的重大阻力。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称霸亚洲,处心积虑在"回教"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把全世界信奉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无论亚洲的、欧洲的或非洲的,都视作一个大民族的伊斯兰教各族联盟,从而把世界上信奉伊斯兰教的各个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在宗教基础上,人为捏造出一个所谓"回教民族",进而鼓动"泛回教运动",通过攫取这个运动的领导权,最终把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置于其支配之下。地处东亚、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境内的回族同胞和其他伊斯兰教民族,就首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施展其阴谋的重点。
  
  (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回教"政策
  
  本世纪初,日本侵略者即不断派人来中国从事所谓"回教"工作,至"七一七"事变前,以此目的来华的侵略者,总数不下百人。他们捏造"回回本非中国人,来华以后,除遭受欺凌外,无他收获"的谬论,并以清代以来西北回民起义为事例,进行煽动,挑拨民族情感,企图造成民族分化之事实。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推行这一阴谋。可分为"九·一八"事变前、"九·一八"事变前后、"七·七"事变前三个阶段:
  
  1.日本特务的早期阴谋活动
  
  从明治(1868-1912)末年至"九一一八"事变前.就有日本"黑龙会"、"浪人会"与少壮派军人来华进行联络策动工作。1900年,日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浪人会"首领头山满与犬养毅在东京聚会,共推近东浪人伊卜拉欣为鉴誓人,共立盟誓开展"回教运动"。其誓文为:"吾人对回教之信仰,树立一致之信心,坚贞迈进。如存异志,天地神柢,实鉴察之!"在誓约上签字的有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中山逸三、中野常太郎、大原武庆云、山田喜之助、青柳胜敏、河原田庆至等人。这是日本侵略者网罗人力、构建势力,从事"回教运动"之始。接着,"黑龙会"派遣川村狂堂由日本人大连来华,游历中国各地,专门调查中国伊斯兰教及回族的各种问题。川村狂堂原名川村乙麻,在从事诱惑活动时,曾被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破获,解送张家口日本领署讯办。遂改名川村狂堂,继续在中国各地活动,先在东北三省,继至北平,并经介绍改信伊斯兰教。然后由察哈尔、绥远入内蒙古,再入河套。又沿甘肃河西走廊进入新疆,遍游塔里木河流域,然后返至安西,循祁连山人青海,再至甘肃临夏逗留3个月。到兰州,沿平凉到西安,转经汉中南下成都,又西行至西康,转道云南,深入云南西部、南部各县,经川滇大道至重庆,再顺长江而下,经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各省。又沿海路经浙江、福建到泉州,调查回族在泉州的史迹,后入广东,居住于广州清真名寺光塔寺。川村狂堂在中国游历调查长达30年,经过28个省,其调查之广,历时之久,前所未有。后长期在东北、平津一带回民中做特务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他即公开身份,出头露面,组织所谓"学会",开设所谓"文化学校",以奴化回民,继续进行侵略勾当。
  
  继川村狂堂之后,"黑龙会"又让涛秀成化名马成龙来中国,直赴西北和东北各省,在中国回族及伊斯兰教民族中发动回教独立运动。他曾先在辽宁组织"黑龙会",后在甘肃组织"黑龙会",并滥发宣言,极力煽动挑拨,企图鼓动建立"大回回国",虽然由于遭到中国人民的打击而未果,但其组织"大回回国"的计划和阴谋,却在日本上下得到高度的重视和积极支持。
  
  日本"浪人会"也派遣佐久问贞来中国。他先至东北,又到外蒙,再道经西伯利亚铁路入新疆北部,对哈萨克、鞑靼、蒙古和东干等族进行了详尽的调查。然后他又经土西铁路到土耳其斯坦.又至小亚细亚,再入印度,转回上海,并于1932年刨办《回光》杂志。佐久间贞给自己取笔名"左东山",积极从事分化活动,"以倡导回民应取得政权为前提,以权利为急务,以政府为攻击之目标"。但这些活动与主张并未得到上海回族同胞的响应和支持,在上海清真董事会的坚决反对下,佐久问贞难以为继,只好无功而返。
  
  日本"黑龙会"和"浪人会"在中国的"回教"凋查策动工作,在日本颇有市场。由于他们的倡导鼓动,研究所谓"回教"问题一时成为风尚。受此影响,日本陆军少壮派军人也认为应将"回教"工作看作军事工作的一环,积极展开活动,遂于1915年,派遣陆军大学毕业生若林九满来华活动,并以湖南及长江流域为中心,广为结交中国"回教"朝野人士以售其奸,历时1O年之久。1924年,若林九满病死于长沙。与此同时,日本少壮派军人又派田中逸平赴青岛,转往济南,在黄河下游一带与各处回族人士进行联络,借以了解掌握冀、鲁、豫诸省回民的生活及思想动态。田中逸平还不断写信给国内朋友,一再强调"回教"问题、"回教"政策与日本帝国政策的重要关系,使日本国内对"回教"问题的重视骤然升温。若林九满之兄若林半于l925年春,赴中东、南洋及大洋洲各地,进行大规模调查,历时l0年,并著有《回教世界与日本》一书,风行东瀛三岛,日本朝野上下对"回教"问题,更形重视。田中逸平又于1925年与日本"回教"问题研究专家中尾秀男前往麦加朝觐,1933年又二赴麦加,后病死于返国途中。以后,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会社、纺织联合会、三麦、三井、住友等团体,接连组织大规模"麦加朝觐团",名为"回教圣地巡礼团",至1937年共达四次。每次均携带大批礼品,分赠各国朝觐代表,并大肆进行舆论欺骗活动,散布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非常尊重和提倡"回教"等谬论,以混淆视昕,博取好感。
  
  不难发现,日本侵略者之"回教"政策酝酿并发端于本世纪之初,其进程是黑龙会、浪人会倡其前,各团体及日本陆军踵其后;其调查活动内容包括"回教"民族分布、教派、寺院、宗教人物等方面;其活动范围由中国而世界。这种广泛的活动与舆论鼓动,引起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国及世界"回教"问题的高度关注,而"回教"工作对于日本侵略政策的重要意义在日本上下已形成普遍一致的认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陆军少壮派军人成为进行"回教"活动的急先锋,将"回教"工作纳入其军事工作范围内并积极推行之。日本少壮派军人代表坂垣征四郎视察欧美军事回国后曾说:"以近东与南洋为中心之回教问题,对于日本之南进政策,应成为极重要考虑之议题,并应有以解决之。"后任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矶谷廉介从欧洲视察归国途中,向同船日本人大谈"回教"民族与"回教国"问题:"应从政治与宗教两方面加以观察,日本既欲成为东亚之盟主,则对于树立回教政策为重要国策之一,殆无疑义,惟除对回教国家政治问题加以检讨外,对经济方面诸问题,亦不应漠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陆军省由陆军相荒木贞夫主持,开始拨专款对此类侵略活动给予大力支持。这一阶段是日本实施中国"回教"政策的酝酿起步阶段。
  
  2."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在中国的"回教"阴谋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加紧了对"回教"的调查及对回族的策动。南满铁道会社是日本在中国调查机构中规模最大、经费最充足的一个。该社设有调查部专司调查事宜,调查项目有中国"回教"人口、军事、寺院与教派,以及"回教"特殊问题等。人口调查的内容包括省别、县籍、姓名、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等;军事调查主要是西北"回教"军事人物,其出身、思想、家庭环境、统辖人数及亲信人物、教育程度、性格等无所不包;寺院与教派调查涉及清真寺的建筑历史、寺院概况、教长与负责人姓名以及设置位置等,同时对教派历史、过去纠纷等更是搜罗无遗;"回教"特殊问题的调查主要是对新疆缠回问题、东干问题、鞑靼问题、哈萨克问题、撒拉问题以及1928年导河事件问题等作系统调查。日本南满铁道会社调查部的回教问题专家大宰松三郎和日军陆军省情报部的大村一都。曾先后对我国穆斯林人口、清真寺及教派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日本关东军特务部所进行的调查侧重于人才问题。l931年,坂垣征四郎任关东军参谋长,特别注意"回教"问题,对人才的调查主要是对曾在北洋军阀中任职而其后未被国民政府录用者,详加了解以备事变后加以录用。
  
  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即策动汉奸成立"协和会",扩大对"回教"工作的策动。同时,又于当年7月在长春成立伪"伊斯兰协会",企图借此机构对东北回族同胞进行安抚。伪"伊斯兰协会"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伪组织,除有个别几个人参与该组织外,东北广大回族同胞对此协会持仇视或漠然态度。l932年冬,日本侵略者又准备策动奸人李际春在天津回族中制造纷乱,被天津回民发现并向国民政府揭发,得到及时处理,其阴谋未得逞。
  
  华北事变后,在阿拉善额济纳、宁夏、武威、西宁等地,日寇均已建立特务机构,以制造分化阴谋和开展侵略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回教"政策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其调查内容和策动行为,较前一阶段更为具体和深广。如关于对西北回族军事人物的调查极为充分,掌握了大量资料,日本外务省调查部出版的《回教事情》中,就载有《五马联盟之分析》一文,内容甚详,即是根据调查所获写成的。这些策动活动,为日寇下阶段"回教"政策的推行,准备了充足条件。
  
  3.日本对中国"回教"政策的全面实施
  
  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其"回教"政策亦在沦陷区全面施行,并构成日本帝国主义分化、灭亡中国计划的重要方面。为达到其目的,侵略者可谓挖空心思、不遗余力,其用心之毒、用力之勤、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手段之卑鄙,无以复加!主要活动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成立伪"回教"组织。
  
  "七·七"事变不久,日本侵略者迅速在沦陷区先后组织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西北回教总联合会"、"广州回教协会"、"满洲回教民族协会"等机构,企图作为控制、利用回族同胞的中介,为实行民族分化和灭亡中国服务。
  
  (1)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的成立
  
  "七·七"事变不久,北平陷落。1938年1月,日本华北军派顾问高垣信造及回奸刘锦标,纠合一些甘心附逆的回族败类马良、王瑞兰、刘全保等人在北平筹组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并选定广安门大街东北大学旧址为会所。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及茂川,汉奸王克敏、汤尔和、朱深、余晋和等到会参加。该会定会旗为长方形绿地白日旗,以星月为会徽。提出"坚决团结,一致护教","主张中日满提携,打倒万恶共产党"等口号。日本侵略者准备将其发展为全国性的伪"回教"组织,因而在联合会下设有华北、西北、外蒙古、华中、华南、西南六个联合总部,总部之下为区本部,区本部下设分会。联合会刚成立时,除华北总部外,其余各部尚在筹备之中。
  
  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成立后,仅是一个空头机构,为了迅速实施"回敦"政策,日寇又操纵先行成立伪"华北联合总部"隶属总联合会。这是日寇在中国策划实施"回回国"阴谋的第一步,故不惜全力予以支持,每年日本从日军特务费中支付给此会的经常费及特别事件费,总数在50万元以上,而该组织之经济实权亦为日本人操掌,并直接受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支配。"华北联合总部"的委员。由日军指定北平陷落时未逃脱的教长及回民乡贤组成,有委员9人,名誉委员l2人,委员长由日寇指定牛街清真寺王教长充任(不久去世)。回奸刘锦标任谘议,由日本人高垣信造任主席顾问。高垣信造原为日本商科大学学生,毕业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学习经济学,毕业后在印度泰戈尔大学任教,后被阿富汗聘为顾问,经阿富汗陆军大臣介绍加入伊斯兰教,取教名"阿不笃拉",后来中国,是日本在中国北方推行"回教"阴谋的得力干将之一。"华北联合总部"大权实际操纵在高垣信造和刘锦标手中。
  
  该会以"对外主张中日'满'提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绝对拥护新政府,发扬亚洲文化,维护固有之宗教,对内联络回教同胞,提倡教育"等为宗旨。拟订六项中心工作,第一,趋重于情感联络,使回民不反对伪政权;第二,选拔回胞优秀人才;第三,调查沦陷区清真寺概况,重点是寺产的调查;第四,调查"回教"人口确数,包括各种数据的统计;第五,积极设立各省区本部及支会,开展各项工作;第六,积极从事反英反基督教工作。通过上述工作,为其将来发动"回教运动",控制回民经济,建立"回回国"作各项准备。1935年,"华北联合总部"已设立5个省区本部,共有分会394个。各区本部辖区及分会数目如下:
  
  北京区本部:辖河北西部2市86县,没分会84个;天津区本部:辖河北东部2市44县,设分会62个;河南区本部:辖河南省北部,设分会61个;济南区本部:辖山东省全境,设分会l44个;太原区本部:辖山西省全境,设分会43个。此外,日寇还在各处设立小本借贷处,以拢络下层回民。设西北驻京办事处,侦察西北情形,在各区分部签发旅行证明书,监视回民行动,拢络与控制兼施并用。
  
  (2)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
  
  在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下辖之"华北联合总部"拟定区本部中,原有张家口和包头两个区本部,后因绥蒙一带军事工作属日本关东军负责,不在日本华北军范围之内,故华北伪组织无法涉及绥蒙一带问题。因而,日本关东军在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又组织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于绥远省城东寺巷口,由日本关东军特务部直辖。组织机构类似"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只是其负责人称会长、副会长,而非委员长而已。日本侵略者拟寻一位"回教"军事领袖担任会长,但长期未果,故只有一位曹副会长在任。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下辖4个区本部,并设有146个分会,其分布如下:
  
  厚和区本部(日寇将绥远省城呼和浩特改名为"厚和市"):成立分会28个;
  
  包头区本部:成立分会24个;张家口区本部:成立分会63个;大同区本部,成立分会31个。日本关东军在绥蒙一带的"回教"活动,完全用强迫手段进行。日寇认为当地群众文化水准较低,故其行为极为野蛮,绥蒙沦陷地区回民仅有4万余人,而"回教"工作较华北更为普及,即此之故。
  
  (3)组织伪"广州回教协会"
  
  1938年10月广州被敌攻陷,第二年目寇华南军特务机关即在广州操纵成立了伪"广州回教协会",设于广州著名清真寺光塔寺内。当时广州回民遭日军进攻时,不愿沦为亡国奴,大批逃往港、澳避难,少数因生活困顿而滞留沦陷区的回民,遂在敌人控制下,被迫为其服务。1939年5月l8日,该会成立时,一般回民拒绝参加,敌派宪兵赴白鹤洞难民营强行拉夫找来200余回族难民,每人发给车费4角,不足又拉拢印籍教胞数十人来充数,以作为欺骗世人的根据。足见日寇手段之卑劣。
  
  (4)伪"满洲回教民族协会"
  
  伪"满洲回教民族协会",是"七·七"事变后日本将原在长春设立的"伊斯兰协会"扩充更名而来。更名后不受"协和会"管辖而自成体系。该会的主要工作是两个方面,一是搜罗培植人才,为日军政治、军事服务。选用标准以25岁为界,对25岁以上的回民,选择甘愿附逆者直接录用;25岁以下者,将认为能效忠日本者分派日本东京和土耳其留学,派往日本进入特种学校学习,以备将来从事"回教"独立运动之用。派往土耳其的进入大学深造,已有沙殿明等5人入学,准备以后在中东开展"回教"工作。二是从事反共活动。他们在满蒙边境挑起事端,然后以此为题整理宣传资料,进行欺骗宣传;同时又以反苏为号召,在哈尔滨、营口等地发起排共大会,以强化伪"满"境内的反共空气。
  
  伪"满洲回教民族协会"又准备作为日本"回教协会"的分会而改名为"回教协会满洲分会"。"日本回教协会"成立于1939年9月,当时日本东京代代木山町清真寺落成典礼举行后,尚有部分中东国家代表逗留,日本遂将其已有的"回教圈考究所"、"伊斯兰文化协会"、"伊斯兰教团联合会"等组织合并,组成"日本回教协会"。由前首相林铣十郎任会长,参加者除一些研究伊斯兰教问题专家外,主要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成立大会上,会长林铣十郎致词说:"全世界五万万回教徒问题,应由日本予以密切之注意,日本既以东亚之盟主自居,则对于此散布于南洋及近东一带之一亿六千万回教徒,自不能无深切之联系,因此本会即根据'大东亚新秩序'而适当产生之。"可见,此会成为日本推行"回教"政策,开展国际"回教"活动的核心机构,并出版有日文刊物《回教》。把伪"满洲回教民族协会"置于"日本回教协会"隶属之下,正是日本积极推行"回教"政策,扩大对中国"回教"阴谋活动的具体反映。
  
  其次,积极实施"回汉仇视"、"回蒙互杀"政策。
  
  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采取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各民族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矛盾和隔阂。日本侵略者认为这种固有的矛盾与隔阂,正是他们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削弱各民族团结抗战的有利条件。由于清代统治者对回族人民的残酷压榨与消灭政策,在本世纪初回汉民族问的误会依然存在,日本侵略者不择手段、挖空心思进行一系列离间"圆教"民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活动。他们宣称"抗战是为了汉人",日本愿意"帮助回民自治",并有意做出"抑汉扬回"的姿态和两面讨好的手段,制造回汉仇视和回蒙互杀的局面,以达分化、分治中国之目的。
  
  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制造回汉矛盾和相互仇视。日军到处宣扬对回民予以特别保护,制发特别通行证给回民,以示优待;又对华北首屈一指的北京牛街大清真寺拨款整修,以博取回民的好感。同时,如回汉民之间有讼事,日军无论回民是否有理,"均直回民而屈非回民",致使产生非回民仇视回民的普遍心理。原山东省马良为安福系残渣,在回民中早已声名狼籍,日本入侵中国,他又投靠日本做了回奸。山东沦陷后,日寇令马良出任伪山东省长,然后又大造舆论,说"北方回民,对新政权均已悦服"。借以蒙蔽回民,欺骗汉族百姓,造成彼此指责仇视,致使回民同胞对日寇毒计虽义愤填膺却洗冤无门,汉族军队不知上当而指责:"回教徒甘愿为日本之顺民!"进而产生全体回民附日为奸的印象。于是回族群众一遇中国军队,即不敢自认是回民。
  
  日本在其所办的特种警察队、特务队、侦缉训练班、政治侦探队、宪兵警察等各种机构中,引诱大批回族青年及流落至平津的边疆青年进行训练,毕业进入各机构后,强迫命其每日须办一案。否则就记过、处分甚至处死,结果不但造成大批冤狱,而且造成汉族百姓对回民的仇视。日寇有时命令回族侦探任意抓一非教徒,不加讯问即行拷打,然后再行审问,证其无罪释放时,又假装惊愕地说:"汝家与回教有仇乎?不然何以被捉也?"有时将被诬捉者迫害致死,再放出谣言说是回族警员所举发,不能不办。以挑起非"回教"百姓对回族的误解和仇恨。使回族与蒙古族、汉族之间的关系恶化,"造成民间之绝大恶感,成为民族仇杀之因素"。
  
  日寇不仅以"回汉仇视政策"挑起回汉仇杀,还对汉族人民实行"毒化"政策,在华北等地大量走私抛售鸦片,以控制华北经济,毒害汉族百姓身心健康,从而造成"回汉双方人口趋消灭"的结果。
  
  日本侵略者在绥远、包头等地又实行"蒙回互杀政策",其恶果更为惨烈!绥远失陷后,日本操纵组建了伪德王傀儡政权,军权则完全由蒙奸李守信控制。李守信所统伪蒙军三师,在驻守的平绥路西段一带,"于民间沽吃霸赊,奸淫掳掠,无所不至",肆无忌惮。日寇则对此"视若无睹",即使民怨鼎沸,甚至归顺日寇的"顺民"要求查办,日寇亦置之不理。日本侵略者之所以对李守信如此放纵,是因为它有一箭三雕的考虑:一是使蒙伪军在地方上尽量搜刮,等所有金钱财物大约收尽时,日本人即可不费吹灰之力,用一纸令文,命其缴至日军部。如人民有怨,则罪归伪蒙军,而财物金钱则尽归日本军官所有;二是使蒙伪军结怨于民,如一旦机会成熟,日军即可将其军权剥夺,这不但有所借口,而且还可以结好民心;三是使蒙伪军军风纪律日趋松弛,而日军则整饬军纪,相形之下,日军力量则更为强大,以便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更为毒辣的是日本侵略者对蒙回两族,既两面笼络,又两面纵容。日军一方面给蒙伪军特下指示,如有回民阻挠蒙伪军的干涉或命令时,准允蒙伪军对回民"格杀勿论"。另一方面,他们又给回民发"特别保护证",允许回民如遇到蒙伪军对他们"不礼貌"时,回民便可"自由抗拒",必要时也可以请求日本宪兵协助,如抗拒时被蒙伪军惨杀,则日军给被杀者"予以厚恤"。在日军如此阴险的导演之下,绥远省城的回民被蒙伪军"日以被杀闻"。回民义愤填膺,群起思谋报复,但苦于没有枪械武器,日军则及时贷给"仅足报仇之用"的新式枪械以供报复。由此,日军精心策划的"回蒙仇杀"政策,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当蒙军士兵三五经过时,往往被回民仇杀至死!于是伪蒙军更加紧追杀。回民亦加紧报复,循环不已。"短短3年时间,"已彼此仇杀二千余人。"此外,日寇还故意分化穆期林内部,"在包头把回教划分成两派:一是天山派,一是长城派。天山派是指新疆省的回教人口,长城派是指甘宁青一带的回教人,特为这两派人组织两个会体"。借以挑起相互敌视和制造分裂。日本侵略者伪善、无耻、阴毒之手段,空前绝后。
  
  再次,大肆收罗"回教"青年。
  
  日本侵略者在实施上述阴谋的同时,竭力网罗"回教"青年,培植"回军"人才,实行奴化教育,妄图从回族青年中打开缺口,形成亲日、附日的回民阶层,以实现其分化、吞并中国的野心。其收罗回族青年的途径包括建立团体、资助回民学校、选派留学生、发放贷金等。
  
  (1)组织"中国回教青年团"
  
  日寇为筹划培植伪"回军"干部,于l938年5月,在北平组建"中国回教青年团"。该团由高垣信造任主席顾问,小池定雄任顾问,"回奸"刘锦标为主席。对学员的招收,初以初中毕业回民青年为对象,因合格者少,遂改为凡l8岁以上、25岁以下的职业青年均可招收受训。课程主要是奴化教育的内容,培养目标以"回教独立政权之树立,以脱离中国"为追求;同时还包括培养军事干部人才,"以为将来之建立伪回军之用";而且将《防共学》作为独立学科,利用这一学说作为将来反共排苏的武器。该团体至l942年已培训l0期,毕业500余人,其中学校青年占20%,职业青年约占半数。这些回民青年毕业后大多先被分配到日伪宪警机关,从事特务工作,为日本侵略者推行"回教"政策效劳。
  
  (2)组织"绥远回教青年团"
  
  "绥远回教青年团"直属日本关东军,与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没有隶属关系。青年团每期招收40人,其培训课程特别注重日语和西北陕甘宁青地区地理形势的教育,并且有明显的军事训练性质。训练目的是将来派往内地从事间谍情报工作。同时,又特别提倡学员在业余时间同蒙伪军打架,"任纠合回民从事私门之责",故因打架而被蒙伪军枪杀者,每年约有数十人。日本侵略者时刻不忘制造回蒙矛盾以挑起互相仇杀。
  
  (3)以补助办学、发放贷金笼络青年
  
  西北学院位于北平回民聚居中心牛街,是一所颇有影响的学校。当时该校有高、初中学生三百余人,附属小学四所,共有学生一千余人,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回民子弟。日本侵略者派高垣信造监督行政,增设日文课程,每月由日军部从特务费中拨款1000元补助学校,借以控制学校和笼络回民。实践女中原名新月女中,1936年创办,因变故时停时办。l938年秋,日人给予补助,强令复学。当时有女生300余人,其中70%是回民女子。在伪满地区,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统治,在大连创办"回教文化学院",派回奸张德纯任校长,每年招收新生80余人入学,计划给伪满培养宣传人才。
  
  此外,日本侵略者还通过设立"回教清寒大学生贷金"诱迫回民青年就范。他们对回民大学生家庭困难者每年每人发给贷金100元至300元,同时又令接受贷金的学生在学校中负责"侦查同学,草拟情报"。这实际上是借贷金之名,行特务之实。虽然回民大学生接受者寥寥,但一旦上圈套,就欲罢不能,由浅入深受其控制支配。
  
  (4)选派留日官费学生
  
  日本侵略者为罗致更多为其效命的回汉青年,培植侵略力量和在华代理人,控制"庚子赔款"留学生费为其支配,用以收买中国赴日留学生。中国留日学生凡通过"选拔"和"特选"者,则每年由日本文部省发给前者600元,后者800至1500元作为资助奖励,收买人心,培植效忠日本的中国青年人才。当时在国内伪组织中的上层汉奸,大部分来自昔日接受日本文部省津贴的"特选"和"选拔"生。可见其文化思想侵略程度之深。
  
  上述几项虽都只是涉及教育,而且在形式上也都是促进回民教育的措施。然而,日本侵略者绝非大发慈悲,而是通过笼络的手段,培植回族中的亲日势力,消弥民族情感,淡化国家意识,以便实现其分化、灭亡中国的迷梦。因而,这只是日寇亲善姿态掩盖下的又一毒计。
  
  第四,广泛搜集"回教"情报,积极开展反动宣传
  
  "七·七"事变后,日寇对"回教"情报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他们在天津、北平、张家口、太原、绥远、包头、济南、青岛、南京、安庆、汉口、南昌、广州等地均设立"回教事情调查课",附设于其特务机关内,专事"回教"情报的刺探和搜集。其总机关在东京日本陆军省调查班,每月将各地所得情报进行整理,刊于《回教势态》,作为机密分送各有关高级机关,作为决策参考。同时,日本外务省则通过驻外公使馆及领事,就各国"回教"情况,要求随时电告该省。外务省经整理后,将可以公开者,刊发在《回教事情》季刊上,以供参考。
  
  日本侵略者为了破坏国共合作,掀起反共情绪,还通过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刊印《回教》月刊,每期刊印2000份。该刊文章多有"防共"言论:"防共就是回教徒的使命,若实行防共,我回教民族须与日本紧密提携,共同图谋民族之发展,向堂堂正正的路上迈进。趁此时机,我回教民族团结一致与友邦日本成一个生死线,庶乎东亚安定而礼教不亡也。"又说:"青年啊!赶快觉醒吧!现在我们回教的复兴,是受友邦提携,将灭宗教的共产党替我膺惩了。所以信赖友邦保护,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此类言论不仅充满反共色彩,而且奴性十足。由于其宣传以保护宗教为名,故有很大的煽动性和迷惑性。

第五,扶持汉奸,奴役分化回族人民
  
  日寇前述种种阴谋与手段,就是要在中国培植甘为其卖命服务的走狗,建立伪组织,借以欺骗、愚弄和分化回族人民,实现其灭亡中国的迷梦。他们不择手段挑拨回汉关系,说什么"回回本非中国人,来华以后,除遭受欺凌外,无它收获。"并列举自清朝以来西北仇杀之事件,挑拨民族感情,故意扩大回汉矛盾,高唱"抗战是为了汉人",并以"帮助回民自治",成立"回回国"的宣传欺骗回民,妄想使回民感激日本侵略者所谓的"援助复兴回教"。正是在一系列卑劣勾当之下,回族中个别败类便认贼做父,投靠敌人,并在各地组建伪组织,替日寇控制、奴役回族同胞。这些组织除前面提到的以外,尚有以下一些:
  
  1938年天津成立伪"中国回教联合会华北联合总部天津区本部"。该部每日举行"圣战祈祷",用宗教形式进行法西斯宣传,让回奸张春荣充当鹰犬。日寇还组织"牛业协会"、"牛皮协会"等垄断组织,分别由回奸石竹林和王竹轩任会长,从经济上进行剥削与搜刮。
  
  河北安国县回奸刘东星是刘锦标的侄子,原为马本斋回民支队的敌工科长,后经不住敌伪引诱,叛变投敌,当了伪警察所长兼日寇的翻译官,他为虎作伥,残害抗日家属,后被回民支队处决。
  
  伪中国回教联合会华北联合会总部会刊--山东的马良是河北保阳人,从军后长期担任济南卫戍司令官、济南镇守使等职。在五四运动期间曾血腥屠杀过回族爱国领导人,是军阀余孽。后又经国民政府允许参予组织回教公会。抗战爆发后,媚敌叛国,在济南主持出卖祖国的维持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回奸。他假冒中国回教领袖的头衔,参予组织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并担任要职,同时任日伪山东省主席、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马良投靠敌人之举,激起广大回民的公愤。中国回教青年会通电全国:"查我回教精神,在促进人类和平,发扬人类正义,回教同胞均以主持公理、爱护国家,为世人所共知。今日本帝国主义者挟其蹂躏与破坏,与吾人夙所信仰之伊斯兰教有不能并存之趋势。吾人现正积极准备以爱祖国之热忱,牺牲一切,救我具有五千年光荣历史之大中华民族。乃马良竟利令智昏,背叛国家,为贼作伥,不但为国人所同耻,抑且为全国教友所共弃。为此电请全国同胞、全国教亲,一致加以声讨。削除其教籍"。抗战后期,败类马良病死。
  
  河北沧州人刘佩臣,回族,l936年投靠大汉奸殷汝耕,组织伪军为日寇效命。"七·七"事变后历任伪"华北自治联军"副总司令、伪沧(州)盐(山)新(海)剿共军司令,伪皇协护民军司令等职。在津南鲁北一带作恶多端,当地30余县人民屡遭其屠杀蹂躏。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委以要职,1947年沧县解放后被正法。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寇为巩固其在伪"满洲国"的统治地位,消弥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情绪,在"以华治华"、"以回治回"方面不遗余力,苦心经营。早在1933年8月,在日本关东军的直接策划下,由日本侵略分子川村狂堂直接主持,在长春成立"新京伊斯兰教协会筹备会",次年2月该会正式成立,并以长春为基地迅速向东北各市县及农村扩散,五个月后的l934年7月3日,又成立全东北的"满洲伊斯兰教协会",川村狂堂为总裁,丁一青(又名丁兰青)为会长,韩集斋为理事长。至1935年7月在长春召开的"协会"成立一周年庆祝会议时,该会在东北已拥有l46个分会,l0个办事处,总会和分会共有职员3382人。
  
  这一伪组织在东北各重要城市设立支部,在各市县镇有清真寺的地方设立分会,将"所有回族统统作为会员"。1936年ll月,该会又改名为"满洲回教协会",辖各省省会所在地的l0个支部,各市县的182个分会。当时吉林省境内分会38个,通化省境内l3个,"间岛"省境内3个。由于川村狂堂出任总裁,其侵略性和御用性过于显露,l938年5月,日本关东军决定改组"协会",取消总裁,改设总监,由伪"满洲国"军人王殿忠担任。伪政府治安部拨给经费,于l939年创办《回光月刊》作为"协会"的机关刊物。在沈阳特务机关和协和会的操纵下,连篇累牍发表反动言论,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张目。为了在文化知识界宣传"日满协和"精神,他们又控制了《醒时报》。1940年5月《回光月刊》停刊后,由《醒时报》取代其位置,到l942年,各地分会增至l92个。l943年"协会"再一次改组,王殿忠任总监,于少斋为会长,韩寿山为副会长,金钟深等12人为理事。
  
  据1936年公布的伪《满洲国回教协会章程》、伪《满洲国回教协会分会章程》和伪《满洲国回教协会支部章程》等文件,可知其活动宗旨在于"宣扬大东亚精神,实现民旅协和"。这个组织的出现和一再改组以及其宗旨,都充分表明它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长期统治中国东北而服务的。至于其所标榜的"普及回民教育,改善回民生活,努力达到阐明教义"等词句和推举东北伊斯兰教上层人士及阿訇为领袖和分会长,只不过是为了不过分"刺激民族意识"和增加欺骗性而已。
  
  伪"协会"为了替日伪服务,在各地曾成立"回教青年会"、"回教妇女会"、"宣传班"等小团体,致力于"陶冶青年精神",宣传奴化思想。日本侵略者通过御用团体"协和会"与"协会"保持着"管理和精神上的联系"。1937年冬,日伪"新京体育协会"张世安,以"满洲国回教协会代表"身份,被派往日本,与日本"回协"若林丰、日本外务省、日本参谋本部"嘱托"铃木刚等人一起活动。张安世曾承认,其活动名义上是"朝圣",实际却是一次政治旅行,为日本在中东阴谋组织"回教团"、建立"中东伊斯兰国"奔走游说,试探各国的态度,同时向中东各国替日本宣传"日满亲善的政迹(绩)"。
  
  1939年11月10日,伪政府指派洪启溶为团长,奉天"回协"分会长杨进之、"回协"总会总务科长韩鹄洲、伪民生部宗教股长栗厚敏、协和会本部张世安、奈鲁等6人组成的"满洲国回教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日本"回协"举办的《日本东京回教协会回教圈展览会》。在"展览会"期间,代表团与中国的汪伪集团代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的所谓代表团,频频接触会谈。1943年,日伪政府再次派代表团前往日本活动。这两次亲日活动都披上了伊斯兰教外衣,但其政治目的和为日本侵略亚洲进行粉饰则是毫无疑问的。
  
  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欺骗广大回族群众的目的,竞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的兄嫂溥光夫妇二人拉出,主持对于伪"中国回教联合总会"代表的招待,授意溥光夫妇向伪"中国回教联合总会"代表表示自己对回教极信仰,一切礼节及把斋等均尊重回民习惯,要求伪"中国回教联合总会"代表返北平后代向总会领取回教证明书二张,以便他们夫妇可到北京进行游览活动。显然这是要在所谓"溥光殿下也是虔诚的回教徒"的宣传之下,欺骗回族人民。
  
  日寇在东北盘踞时间最久,对回族人民的分化、奴役及欺骗活动可谓登峰造极,"以回治回"的丑恶嘴脸也表现得最为充分。日寇在华北等地培植回奸,结织伪回教组织网络,其目的与在东北组织的伪"满洲伊斯兰教协会"一样,就是要实现其奴役、分化回族人民,进而肢解和灭亡中国的目的。
  
  纵观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回教"政策,不难看出侵略者通过调查、联络、亲近笼络和建立伪组织、拉拢青年、搜集情报,制造民族仇杀等手段,进行广泛、深入和全方位的"回教"阴谋活动,企图以分化和实施建立"回回国"的步骤,配合军事上对中国的征服。
  
  (二)"回回国"阴谋的炮制
  
  日本"回教"政策是其灭亡中国、称霸亚洲这一侵略总目标的组成部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实施"回教"政策,是其征服、灭亡中国之先期步骤--分化阴谋的进一步扩展。日本侵略者曾阴谋策划、组建"回回国",正是它为实现在华"回教"政策的具体目标。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开始就实施分化、分治策略。他们企图首先在中国北方长城线外,将统一的中国,分割成若干小块,建立傀儡政权,以便分而治之。伪"满洲国"与伪"蒙古自治政府"的组建,即是其分化阴谋的产物。继此之后,日本华北军与 有关伪"满洲伊斯兰教协会"的内容,参考了关东军又积极策划在中国西北成立伪"回回国",尤以关东军为急先锋。
  
  对于筹划中的"回回国",日本关东军中对于其地域范围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以酒井少将和关东军干部派为代表的两派。酒井少将曾任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和驻华大使馆武官。以酒井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回回国"地域应包括新疆南疆塔里木河流域至祁连山以北河西走廊,其东之大夏河流域,经兰州之西。北沿一条山,直达贺兰山东麓,包括整个河套及五原、临河、绥西一带。蒙古西部除二特别旗--阿拉善与额济纳属伪"蒙古自治政府"管辖外,其余之西北地区均为"回回国"地域。酒井派认为这一计划如果成功,将来即可以"反共"为名训练回民,让其发挥"防苏"、"防共"之责。而且,这一计划将配合日本的"西进"政策,利用回民为其先锋。同时,在实施此计划之前,将对西北诸马将领的武力给予彻底打击,迫使其势力从宁夏、青海地区退出,然后施以种种离间挑拨的手段,造成西北各方的彼此猜疑,以便日军乘机进兵占领西北各地,组建伪"回回国"。
  
  另一派以关东军中的干部派为代表,主张仅以当时的宁夏、绥西为伪"回回国"之地域,先行组建伪"回回国",然后逐渐扩展。这一派也将贺兰山之西的蒙古二特别旗划出,仍属伪"蒙古自治政府"辖区。他们认为要加速伪"回回国"的建立,必要时对于宁夏可予以彻底打击,使其不能自存;而对西北其余地区,则可在进兵之先,积极开展政治与军事的准备工作。
  
  日本侵略者计划建立伪"回回国"后,在政治上仍循伪满、伪蒙旧制,准备扶持一傀儡,而实权由日本人操纵;在其境内尽量排斥非"回教"人进入,在政治上严加封锁。同时,要将所有"回教"人士的企业工厂集中统制,造成回民失业破产,再逼迫他们不是走上逃亡之路,便只有屈服于敌、成为鹰犬。
  
  上述两派虽然意见相左,但其目标和意图如出一辙。只是在建立伪"回回国"的时间早晚与实施步骤上略有差异而已。日寇为加紧实现其阴谋,曾不断派调查队与特务向西蒙、宁夏和青海等地推进。归绥、包头特务机关长恒井松田派马选三到甘肃、青海、新疆各地煽动各族穆斯林,大批汉奸特务亦受其指使深人回族聚居区,阴谋策划"四马"(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成立"回回国"。宁夏民政厅长李翰园曾截获日本文件和地图,清楚地表明日本的战略意图是由青海直抵成都,撒成一大包围圈,以最终灭亡中国。为了实现"回回国"的迷梦,日寇曾让马鸿逵胞弟马鸿炳与蒋辉若拉拢马鸿逵。绥、包沦陷后,日本特务机关找到马鸿炳,并邀其出任伪职,被马鸿逵发现后叫回宁夏。l938年初,伪"西北回教总联合会"成立,只有一位副会长,会长一职一直虚悬,日寇声称至少须一回教有力军事领袖方可担任此职,这实际是向马鸿逵暗示。日寇亦让蒋辉若凭旧关系来拉拢马鸿逵。1938年底,日军又物色了一个回族阿訇,来宁夏作说客,要马鸿逵拥护"满洲国"。此人一到包头就被马鸿逵阻止。此后,日军向宁夏省城空投"满洲国"信袋、宣传单,劝马投降合作,但未奏效。两月后,日军派8架飞机轰炸宁夏省城,以示威胁。不久,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再次飞抵阿拉善旗,邀请马鸿逵前往会谈。马派党部书记长周百隍前去,板垣很不高兴地问周,马鸿逵为何不来,并说马家是清室历代忠良,现在满清帝国在满洲复国,马应继续为清室效力。周代表气愤地回答:"你们无故占领了中国土地,杀害中国同胞。八国联军时,你们出兵最多,很多回回军人在正阳门下,被你们日军杀死。如今家仇未报,国仇未雪,势不两立!"日军的劝降终以失败告终。板垣返回后即派飞机40余架,又一次轰炸宁夏省城。
  
  日寇建立伪"回回国"的第一步,是扶持奸民蒋辉若任伪"回军总司令"驻包头,积极进行西进准备。蒋辉若是甘肃回族,原为军阀残渣,曾任清末副将、统领等职,北洋军阀时期,又一度出任张北守备军总指挥及骑兵司令。在任时大肆搜括民脂民膏,以至民间怨声载道。北伐之后,蒋辉若失势并贫困潦倒,曾向马鸿逵借300元维持生计,蒋遂与马成至交。但是靠借贷度日的蒋辉若,无奈经不住寂寞和诱惑,最终甘心附逆、认贼作父,成了民族败类。1939年冬,日寇以为中国西北国防空虚,乘机实施其阴谋的条件成熟,乃命蒋辉若首先进兵占领五原,然后再向西进攻,即可实现建立伪"回回国"的计划。但是,日伪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力量,来犯之敌如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傅作义将军仅以两旅之众前往反击,奋勇夺回五原。蒋辉若死里逃生,仅以身免。此后,宁马部队继续在绥西作战,抗敌长达4年之久。日寇绞尽脑汁、苦心经营与策划的伪"回回国"的美梦.未及实行即以胎死腹中而幻灭!
  
  日本侵略者建立伪"回回国"的阴谋,是一个未曾实现的计划,因而,敌人上述的计划与活动,虽然若明若暗,似乎缺乏详尽周密的部署与措施。实际上这一阴谋已经预谋已久,并进行了大量直接或间接的准备和策动工作,前述种种"回教"政策之施行当足资说明;而且,l938年,额济纳日本特务机关被破获时,发现不少日寇阴谋利用伊斯兰教建立"回回国"的文件.更是铁证如山。这一阴谋之所以畜谋已久而难以实行,正是由于同生共长于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民,不死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支撑他们在敌人的威逼利诱和种种阴谋面前,不为所动,致使敌人一切伎俩难收其效。正是回汉人民特别是回族同胞对敌人"回教"政策的拒绝与打击,使敌人的阴谋计划常常受挫,其计划难以按既定目标实施,因而也就无法进入实质计划和全面展开阶段。
  
  (三)日本侵略者对回族人民的侵略与残害
  
  日本侵略者标榜自己"尊崇回教",以"援助复兴回教","帮助回民自治"和成立"回回国"为幌子,进行离间活动,到处扬言对于"回教"不加杀害,实则阴谋荼毒,极为残酷。当日寇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散居各地的回族同胞与全国其他民族同胞一样,都遭到日寇的血腥屠杀和野蛮蹂躏,而侵略者蓄意侮辱欺凌回族的行径,更是令人发指。
  
  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初期,前后被敌占领的各地回民,就遭到日寇的各种非人暴行。在河北唐官屯清真寺,因回民作礼拜未向敌人预先报告,以致教长及回民300余人,在礼拜的时候竟被敌人包围,用机关抢扫射,一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扫射之后,又纵火焚烧大殿,连回胞尸体也被烧成焦炭。l937年秋,日寇在河北献县血洗回民聚居地东辛村和西辛村,枪杀清真寺阿訇和群众多人,马本斋的大哥也在这次洗劫中被害。在藁无县较大的回民村九门,日寇一次抓走20名青壮年,除底小凭等两名年龄较小的被村里花钱赎回外,其余l8名被敌人全部活埋。1937年秋末,疯狂的日本侵略者闯到文安县回回营村,见人就杀,遇房就烧,村里的清真寺和民房全被烧光。回民群众家家遭难,最惨的是辛树芳一家,他的两个姐姐被敌人糟蹋后扔进水井活活淹死,他的父亲被敌人用刺刀挑死,仅辛树芳一人侥幸逃出。l937年11月,敌人侵占丘县县城,凶残地杀害800多名回汉百姓。l938年初,敌人又窜扰文安县回民村善来营,挨家抢劫,杀人作戏,当天杀死无辜群众l0余人,其中回民4人。残无人道的敌人离村时又纵火将全村所有民房烧成灰烬。
  
  1938年,天津清真大寺理事王兴文和理事长米月波,因抗日嫌疑被缉捕,王、米匿于法祖界,但米月波弟与子被抓,严刑烤打致死。在天津南韩、东大营、北钊三村有回民参加游击队,日寇得知后将三村清真寺尽行焚毁。对于反抗和不满者,日本宪兵队就用坐电椅、灌辣椒水、轧杠子、赤身泼凉水、抽皮鞭、狼狗咬、针刺指甲、铜丝捅尿道等酷刑折磨残害。在河南,洛阳以北黄河北岸的桑坡村,是周围首屈一指的回民大村庄,有居民2000余户,遭敌人四次蹂躏,1939年时仅剩600余户。l940年11月,郑州市屡遭敌人飞机轰炸,回胞损失惨重,死伤多人。据"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统计确认的就有93人,其中被炸死的达61名。在山西,1938年敌人攻陷朔县,回民阿訇齐世泰、学生吴维新、马仁等惨遭杀害;在翼城,清真寺被日寇焚毁。l939年7月,敌人第二次攻人晋城,侵占私立清真崇实中学,刺杀3名回民校工,又将清真寺阿訇申世明及李师傅一并杀害,烧毁学校。日寇后又第三次侵犯晋城,将晋城清真总寺及南寺炸成瓦砾三次累计杀害中国同胞5000余人,其中回族同胞20余人。l939年初,河北通县南40里的小荣庄张子和、李万等,因抗拒敌人缴械,被押解通县,于3月25日惨遭枪决。
  
  在西安,l938年11月23日,正是穆斯林三大节日之一的"开斋节",日寇趁回民群众在各清真寺汇集聚礼之际,出动20余架飞机以各清真寺和回坊住宅区为目标,狂轰滥炸,投下80多枚炸弹。炸毁回民清真寺四座和化觉寺、大皮院、小皮院、广济街等回民聚居街道和民房数十所,死伤回胞l30余人。1939年的"双十"节,敌寇再次轰炸西安,城西香米园的防空洞被敌机炸毁,在洞中避难的百余名回汉群众全部遇难,其中回民60余人。回民居住的红埠街十字陈家老少4人当即被炸死,化觉巷回族中医孙先生一家三口亦全部遇难。日军的频繁轰炸,使城中大部分回民每天黎明前带上干粮扶老携幼逃至城外数十里远郊避难,晚上再返回。有时早上未及出城即遭敌机轰炸,不少人被炸死在路途中。
  
  敌人为了对回族聚居区及清真寺实施轰炸,其飞机队所带航空轰炸图,凡是有礼拜寺的地方都打着红点,以作轰炸标志,因而沦陷区的礼拜寺,不少被炸为灰烬。如桂林、盐城、邵阳、济宁、沧州、泰安、五原、临河、晋城、南阳、许昌、泰和、怀宁、镇江、常德、宜昌、万县、重庆、安康、宁夏、广州等地在日军轰炸下,清真寺被毁,回民死伤枕藉。在河北大厂,日寇接连制造北坞惨案、燕郊惨案和南寺头惨案,许多回民死于非命。在孟村,仅三年时间遭日军惨杀的回胞就达1300多人,烧毁房屋12000余间,炸毁清真寺220余座。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亦有1000多名回胞遇害。日军还借口开办回民女校,在张家口强迫大批回民少女入校学习,实际上是强迫他们当艺妓、歌女,供日军玩弄;至于抢劫回民财物、强奸回民妇女等暴行,日寇所到之处,更是屡见不鲜。
  
  在东北,伪"伊斯兰教协会"总裁川村狂堂,强迫沈阳、长春两地的回民将回民公墓卖给当地政府,建设市区扩建兵营,结果两地一万数千座回民坟墓全部被掘毁,骸骨遍野,堆积如山。1942年2月,日寇在东北进行大规模的"抓劳工"、"派劳工",强制百姓到矿山挖煤,吉林省九台县蜂蜜营的回民,每年要出二三次劳工,每次少则三日,多则半年。每个村屯每年被强制出工100多人次。许多人被累死、饿死或被打死,幸免一死的不是有残疾便是骨瘦如柴。
  
  日本侵略者对回族同胞的摧残蹂躏不仅是肉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日寇每到一地,往往以撕毁《古兰经》等种种手段侮辱欺凌回民。企图用打击民族尊严、破坏民俗习惯和摧毁民族信仰的办法,来消除回民的民族意志。日寇所到各地,往往强迫阿訇给阵亡的侵略者祭灵。在河北沧县回民聚居村捷地,敌人强迫清真寺阿訇给其杀猪,阿訇不从,即被敌人用刺刀挑死。接着,疯狂的敌人故意在清真寺大殿里吃猪肉,强迫回民观看。山东德州附近一个村庄的李姓回民卧病在床,日军数人手拿猪肉强迫为其烹煮,这位回民不顾病体起床申辩,被敌人枪杀,其妻女亦遭杀害。济宁失陷后,日寇强迫回族同胞杀猪慰劳他们,回民不从,敌人即武力胁迫,枪杀回胞多人。这一暴行激起济宁回胞公愤,他们紧急集合,起而反抗,一举杀死敌人200余人。《新华日报》为此发表短评称赞道:"由回民抗战,令人想起遍布我国西北华北一带的五百多万体魄强健、富有团结力的回族同胞,他们是中华的优秀儿女,是抗战中潜伏着的伟大力量。"日寇对回族同胞的凌辱,非但没有达到消磨回民民族意志的目的,反而加速了回胞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更为坚决的反抗与斗争。
  
  日寇上述种种罪行,仅仅是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初期在占领各地时法西斯暴行的一些片断。类似的侵略暴行,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的沦陷区是普遍存在和经常发生的,不胜枚举。日本帝国主义对回族同胞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政策与根据地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空前深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少数民族人民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内容、性质和任务,也随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和调整。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民族压迫和日本之外的国际民族压迫已降至次要矛盾。少数民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抗日战争,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奴役。只有首先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与剥削,才有争取少数民族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可能。因此,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是少数民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一部分,又是中国革命总任务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人民民族解放的任务同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紧紧相连、密不可分。少数民族人民的民族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而少数民族的解放问题实际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民族解放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贯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问题。在党的"二大"宣言和"六大"决议中,都涉及回族问题,l931年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提出回族有完全的自决权。而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政策的实践和发展,则主要是在长征途中和抗日战争时期。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在云贵川康诸省,特别是在甘宁陕地区与各少数民族的广泛接触过程中,使党的民族政策在诸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自治、民族语言文字、民族习惯、民族干部、政权建设等方面不断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党的抗日民族政策。同时,这一政策在抗战中对于宣传、团结、发动和组织领导各族人民进行全民族抗战,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对于回族民族平等和团结抗日的政策
  
  西北是中国回族分布相对集中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在北上抗日和开辟陕甘宁根据地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在回族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动抗日,以粉碎国民党对红军和根据地的封锁与围剿,进而开创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为此,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回民群众中进行了广泛深入、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它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掀起了根据地回族人民积极投身全民族抗战的斗争高潮。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胜利会师,确定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于是党把争取川陕甘少数民族作为党和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针对在国民党地方军阀剥削压迫和愚民政策统治下,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愿望异常强烈,但受其反共宣传影响而对红军抱有恐惧、戒备的现状和实际,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出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等文件。1935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制定了党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无条件地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认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1936年5月党中央命红一、十五军团分左右两路西征,西征所经地区大部是回民聚居区,党把回民工作列为西征的重要任务之一。5月24日颁布的《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指出:"加紧争取与帮助回民达到抗日反国民党军阀卖国贼的战线上来,并联合苏维埃红军,为回族的自决与解放而斗争,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局面,是党和红军极迫切的重要政治任务。"为联合各民族、各阶层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月25日,由毛泽东签发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发表,提出:"中华人民苏维埃政府及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素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及其他弱小民族为其基本任务"。准备"联合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及各民族,首先是联合西北各民族的人民,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党对回民的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政府"。《宣言》还在民族干部、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方面具体地阐述了党的政策。l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表了《关于目前进入西北地区组织临时革命政权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进入回民区域时应按当地实际情况及根据地回民群众意见组织回民抗日革命委员会、回民独立政府。"这些方针政策无疑对回族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也表明党在一开始就主张回族是一个民族、尊重民族自决的思想。
  
  根据上述方针和政策,党和红军在长征进入陕甘宁回民聚居区后,首先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平等政策。为了使党的民族政策及时得到忠实执行,红军各部队中普遍开展了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育。要求各部队充分认识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还在印发的连队讨论材料《回民问题》中指出:"西北有几百万回民,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我们目前的任务和责任是保卫西北,在这五省里建立根据地,使我们能够有力地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为争取立即与日作战而努力。'如果我们不能把回民争取到我们的势力范围和抗日斗争统一战线上来,我们的任务就不能实现。"红二方面军在攻打甘肃徽、成二县城时,发布文告,号召回族人民"打倒压迫回民的国民党反动派,联合起来,反蒋抗日"。在哈达铺、迭部、徽县等地都留下了"遵守政治纪律,争取抗日群众"、"北上抗日,收回失地"、"红军联合回民反蒋抗日"等标语。还有宣传民族平等内容的标语,如:"回汉一律平等"、"回、藏、汉穷人是一家,自家人不打自家人"、"共产党是为回、藏民族解除痛苦的党"等,在甘肃红军经过的地区,这类标语和宣传甚多。其次是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红二十五军为迎接红一方面军北上,于1935年8月进入甘肃,在经过静宁、隆德、平凉等地的回民区时,他们了解当地回民群众的疾苦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情况,然后为部队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中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的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并召开大会,宣讲党的抗日主张和红军纪律,帮助回民群众劳动,从而受到回族群众的欢迎与拥护。1935年,红一方面军抵达甘南岷县回族区时,政治部作出《关于回民区域政治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了进入回族区域,应必须首先派遣代表与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在阿訇许可后,才可进驻回民村庄。进村后要保护回族信仰自由,不得借用回族器皿用具;在回族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并要求红军战士宣传民族平等主张,反对汉官压迫回族。在哈达铺,红一方面军还公布了《回民地区守则》,规定:"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红四方面军1935年春进入西北时,在《干部必读》西北特刊第二期上刊载了《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要求尊重少数民族习惯和宗教,"反对伤害回番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在甘、宁一带。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党和红军领袖在卓家集、公益镇和兴隆镇等地,沿途与老阿訇亲切交谈,了解当地回民情况,向阿訇讲解党的政策,毛泽东在阿訇陪同下还参观了卓家集清真寺。
  
  红军在长征途中和开辟根据地后,还在回民聚居区建立了红色政权和抗日武装。早在1932年,随着陕甘宁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我党在甘肃正宁县龙嘴子就建立了最早的回民红色自治政权。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大金省委员会决定成立回民委员会,由四方面军总政干部、回族阿訇出身的肖福桢任主席,并成立"格勒得纱(意为藏族人民)共和国",在"格勒格巴、回回一律平等"的原则下,于12月初在绥靖县(今金川县)城关清真寺成立绥靖县回民苏维埃政府,它是格勒得沙共和国所辖六个县级地方政府之一。1936年8月,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临潭成立了由汉、藏、回等民族参加的"中国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一路军",并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后在岷县、漳县、陇西一带又成立了"抗日救国军甘肃第二路军"。第一路军还发布《告西北各族父老兄弟姊妹》书,明确宣布同心倒蒋,北上抗日。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进入甘肃徽县,该县有回民800多户,3000余人,主要聚居在县城东关一带。红军在当地严格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回族风俗习惯,帮贫救困,除暴安良,宣传抗战,在得到群众拥护和信任的基础上,首先帮助回民建立回民自治委员会,选举阿訇马克仁为主席,委员30多人,多为贫苦回民,委员会下设3个抗日反蒋委员会。然后又成立了回汉联合的徽县工农苏维埃政府,马克仁又被选为县长,在县政府领导下,还成立了一支回汉民参加的游击队。l936年5月,一方面军为扩大抗日和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举行了西征。在回民集中地区,他们制定许多具体的民族政策,沿途散发对回族工作的指导、宣言、布告、标语、口号、决定、训令、守则、纪律和注意事项。6月底解放了豫旺县下马关,经过宣传和发动群众,建立豫旺县苏维埃政府,县下成立豫旺区回民自治政府,由回族马和福任主席。当红军攻下王家团庄后,获得解放韵当地回族群众喜气洋洋,贴标语,分粮食,并以"滚滚乌云风吹散,红军来了见晴天,家家户户住红军,回民红军亲又亲,回汉人民是弟兄,团结起来打日本"的歌声,欢迎红军到来。接着红军进驻同心城及海源东部广大地区,消灭了当地的国民党军队,摧毁了其基层政权组织。然后红军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并深入回族群众帮助劳动,尊重宗教信仰。红军的实际行动消除了国民党所谓红军"共产共妻"、"灭回灭教"反动宣传的影响,"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与信仰迅速在回民中增长提高起来了。"为了培养回族干部,西征不久,十五军团还正式成立回民独立师,由总政治部宣传部干部马青年(回族)任师长,政治部科长欧阳武(回族)任政委,下辖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共100多人,他们直接参加了西征的战斗。西征各部队以团为单位成立了回民工作团;红一军团成立了回民教导队。红军还专门办回族干部培训班培养干部。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豫海回民自治政府,并派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前去指导和筹备建立自治政府的工作,组织了由李富春、程子华、王首道、黄镇、马青年等组成的筹备会。经筹备,l0月初他们向党中央、毛主席发出《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电》。10月20日大会在同心清真大寺开幕,l2个区各界代表l00多人到会,其中以回民为主,也有汉、蒙等族代表,代表来自工人、农民、商人、自由职业者和宗教界人士,还有二三十位回汉妇女代表。大会通过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为处理债息暂行条例》、《土地条例》和《减租减息条例》等。大会选举马和福为主席,李福财为副主席,马青年、李华、朱生录、白生彩、杨全朝为自治政府下设的军事、文化、土地、财政、保卫委员。这些政府组成人员均系回族。接着建立了区、乡级苏维埃政权,在县、区、乡村都广泛成立了回民解放会。为了保卫政权,他们组织了一支由马和福任队长、40多名回民群众组成的回民游击大队,同时还有一支由马青年任总指挥的"江湖抗日游击队",在当地开展活动。豫海县包括豫旺以西及海原东部的回民区域,是一个新建的完全回民县,辖五家团庄、同心城、高崖、马家河湾、窑山、下马关、李旺堡和豫旺堡8个巩固区和喊叫水、韦州、惠安堡、关桥堡4个游击区,总面积8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万余。自治政府设在同心县城(后迁至王家团庄北堡子)。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回族史上第一个县级抗日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回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回族地区的伟大尝试,是我国最早的县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它成为民族解放的先声,使当地回民第一次获得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因而意义深远。
  
  我党和红军抗战前夕在甘宁青地区对回族等少数民族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进行抗日宣传和建立红色政权,不仅赢得了回族群众及西北人民的拥护和信任,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而且对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肖华在《红旗漫卷西风》一文中所讲的:"由于我们的西进争取东北军和进行回民工作的成功,因而有力地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
  
  "七·七"事变发生后,为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确立了团结抗日的政策。l937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了抗日救国中的民族团结,并要求"动员蒙回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l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将动员少数民族包括回族人民抗日问题,明确列为当时的第十三个任务,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各少数民族"在共同对日的原则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建立统一的国家"。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这些主张和政策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民族l盲-JN的实际,将抗战前夕联合回蒙等少数民族实行民族自决和反蒋抗日的民族政策,发展为在统一国家形式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团结抗战的新政策,这不仅是马列主又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和理论突破,而且,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乃至解决中国民族问题,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以全面抗战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在抗战时期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开展对少数民族工作。l937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下设回民工作部和蒙古工作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为进一步加强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工作,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受党中央的委托,主管陕、甘、宁、青、绥五个省的白区工作,包括这几个省的少数民族工作,主要是回族和蒙古族的工作。西工委下辖的民族问题研究室专设有回族研究组,牙含章、沈遐熙、秦毅和朱侠夫在李维汉、贾拓夫和主任刘春带领下,从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现状等方面,全面系统地进行调查和研究回回民族问题,这些初期研究成果有李维汉的《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和《回回问题研究》,刘春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待回族的阴谋》和《什么是伊斯兰教》等。在此基础上西工委于l940年4月拟定出《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提请中央讨论,得到批准。《提纲》提出了党对团结回回民族共同抗日的具体政策,明确提出允许回族和蒙古族人民在他们聚居的地方实行自治的权利,并依据回族的特点及回族内部、外部的关系,提出了十一项团结回族一致抗日的主张和政策。它包括对回族人民的抗日宣传及抗战动员,回族人民应享有的平等权利,尊重回族信仰的宗教和风俗习惯,帮助组织回族强大的抗日武装部队,改善回族人民生活,实施抗战时期的民族教育,保证回族的民主权利,发展生产,自由迁居,加强民族团结,共同抗日等方面。《提纲》指出:"摆在回族的面前,有三个基本矛盾:回日矛盾、回汉间民族矛盾、回族内部民主力量(主要是农民)与封建残余势力的矛盾。因此,回族解放的历史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国内民族不平等,消灭封建残余。今天回族的命运,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只有从彻底的抗日斗争中,才能争取一切其它方面的解放。"并且认为,"必须重视回教并把回教变成为团结回族抗日的旗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问题"。李维汉就回族解放与中华民族解放的关系进行了深入阐述:"回族的解放同中华民族(这足中华各民族的总称)的解放不可分离,回族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没有回族的解放,中华民族即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反之,回族如不积极参加全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争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就不可能获得自己民族的真正解放。"开展回族工作,必须"肃清大汉族主义传统,纠正狭隘回族主义倾向"。这些文章明确指出了回族问题在抗战中的重要性:"今天的回族问题,是回族站在日本方面还是站在抗战方面的问题。这个严重的问题,迫切地提在我们面前了!"回族"由于它的历史,它的力量和它的居住地区,它在抗战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回族问题是抗日战争中重要问题之一·"。
  
  1941年4月,由刘春执笔,以"民族问题研究会"名义发表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回回民族的来源与分布状况,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什么是伊斯兰教,回教发展过程中的回教,回回民族的现状,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回回民族的出路,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团结回回民族共同抗战建国的政策,陕甘宁边区的回民等九个方面,分九章就回族的历史与现状,从政治到经济,从宗教到民族,从军事到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全面论述,既有理论,又有具体政策。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回族是一个民族而非汉人中的宗教团体,分析了不同政策对回族的影响,肯定了回族英勇斗争的爱国传统,论证了回族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阐明了党的抗日主张和对回族实行的民族政策。书中指出:大汉族主义对于回族的压迫,是从根本上否认它应有的民族地位,在这种不承认政策下,回族丝毫没有政治地位可言,自民国以来政府制定的宪法与宪法草案等,均未规定回族的政治地位与应享的权利。这种民族压迫的政策,则正是目寇挑拨离间的有利条件。因此,"为了巩固回汉的联合,为了坚持抗战,汉族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再不应该继续下去了。应该立即终止民族压迫,具体的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这些系统深入的回族问题调查研究,是以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武器,系统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已将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回族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回回民族已经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从而揭开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及回回民族研究史的新一页,这对民族地位模糊不定的回族而言,更具重要意义。书中不仅科学说明了回回是一个民族,驳斥了各种错误见解及其危害。而且详细分析了"回教运动"的起因及日寇宣扬这一谬论的险恶意图。指出抗战爆发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了回汉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隔阂,分裂和破坏回汉之间的团结抗日,诱惑回族独立自治,国民党官方从大汉族主义思想出发,否认回回民族的客观存在,表面上反击了日寇的阴谋,实际上"无异于在客观上替日寇分裂回汉的煽动造成有利的藉口和条件了。事实上大汉族主义者否认回回是一个民族的说教,在汉人轻视回民与回民歧视汉人双方所给的影响,正如'火上加油',而日寇正利用机会煽动这个火焰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回教运动"的发动与起因,是与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联系着的,英国、意大利、德国以及日本帝国主义都是这一运动的幕后策动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推动的'回教民族'与'回教民族运动',就是要世界穆斯林组成一条'反共阵线!'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要在中国来推动'回教民族运动',就是要在这一旗帜掩盖之下,来分裂中国的民族团结,达到其灭亡中国,并吞回族,'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目的"。这些精辟分析,是对日寇"回教"阴谋一针见血的揭露。正如李维汉同志所说的:它"从史实上和理论上给予国民党的反动的大汉族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获得了全国回族人民.特别是回族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在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回民中,都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回族问题的实践与理论,不仅回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而且找到了回回民族彻底的解放道路。
  
  1941年5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央中央西北局,下设以贾拓夫为主任的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政府也设立以赵通儒为主任的少数民族事务委员会。这些机构设置,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深化,对于我党民族工作的开展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根据地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中国共产党不仅从理论上确认回族是一个民族,而且还将党的民族政策运用于在陕甘宁、晋察冀、冀中边区等各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之中,从而推动了各根据地乃至全国抗日救亡斗争的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不仅把回回问题当作民族问题来处理,而且很早就开始了在回民中培养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民族干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即开始在回民聚居地区和散居地建立党的组织,培养民族干部。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就是回族中最早的党员。大革命时代,毛泽东等同志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就有从华北、西北来的回族学员。至今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的饭堂中,还陈列着专为回族学员而设的两张饭桌。随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不断发展,党组织在城乡居住的回民中开始建立和发展起来,大批先进分子被吸收进党内。前述红军在西北诸地建立的回民红色政权,以及抗日根据地回族人民日益高涨的民族救亡运动,是同党的领导发动以及正确的民族政策分不开的。
  
  1.陕甘宁边区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陕甘宁边区不仅是中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回族人民进行抗战救亡的光辉典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得到完全的贯彻落实。陕甘宁边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是回族,集中分布在三边、陇东与关中分区的7县12区。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的具体规定从根本上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边区少数民族人口只占总人口的0.1%,但在民主普选中,为充分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1939年制定的《选举条例》和l944年制定的《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都明确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人民,年满十八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及文化程度之差别,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还对少数民族选举作了特殊规定:"已达各级参议会选举居民法定人数者,可单独进行民族选举;不足法定人数而已达乡市选举五分之一、县市选举五分之一、边区选举十分之一居民,亦得单独进行民族选举。"直接参加选举,这对回民和蒙古族人民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而且,特殊规定使边区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中的少数民族比例分别达到3.5%和ll%。在1945年的选举中,镇原县三岔的回民乡共有59个男选民和51个女选民,无一人缺席,百分之百地投了票,选出了他们可心的乡政府。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回族参议员马阿訇,在参议会上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希望政府划出一定区域为回民区,可大大影响别地回民,使他们看到边区的真正的回民状况";二是希望政府"今后能够在物质、气候、土地、农具、籽种等具体问题方面,有更多的注意,给回民更大的帮助"。马阿訇提出建议后深有感触地说:"边区的回民,是比别的地方自由","当别人说及回族,只有回教徒的时候,边区回民却在参加着民族代表大会,参加着民主政治的建设这对于边区以内的回民,是一件扬眉吐气的事情,而对边区以外的回民.则是很大的启示与兴奋"。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选出的l70名参议员中,回民和蒙民代表各3人,而在19名边区政府委员中,亦有回、蒙委员各l人。l930年10月,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了边区回民获得民族平等团结抗战的经验,并通过了给毛泽东的致敬电,说明"边区回民从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确是我们回族的可靠朋友和领导者"。q)在大会的总报告中特别指出:"我们说边区回民已先全国回民得到了民族平等地位和权利,我们知道,领导边区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是中国共产党,我们从自己平等的和自由发展的生活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确是我们回族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帮助者和领导者。"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下,才使回族人民作为一个民族并在根据地享受到政治权利和民主权利,获得主人翁的尊严和地位。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承认蒙古族、回族等有管理本民族各种事务的权利,支持建立民族自治区。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的《宪法原则》明文规定:"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成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在不与省宪抵触原则下,得订立自治法规"。陕甘宁边区于l941年先后在三边分区定边县四、五区和城关镇两个行政村划分为回民自治乡;后来又把陇东曲子县的三岔划为回民自治区;将关中的新正县第一、九区,三边盐池县的回六庄也划分为回民自治区。回族自治政权的建立,是回族人民获得政治民主权利和政治上获得新生的标志。他们的革命和抗日救亡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在陇东和三边各地,都有回民抗敌后援会和救国协会的组织;边区的各种群众组织和民众武装如自卫军、少先队等,都有回民的积极参加;边区的女同胞也冲破封建束缚参加到抗战工作中去,如新正县的回民妇女参加妇联会的占80%;边区的青年踊跃加入抗日武装和武装保卫边区的战斗行列中,如关中回民成年人参加自卫军,青年人参加少先队的都占90%。
  
  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仅在政治上允许回民实行民族自治和分享政治民主权利,而且尊重其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在经济、文化上给予照顾优待和扶助。1940年2月,"延安回民救国协会"提议在延安创建清真寺,得到边区政府支持并划地拨款。1940年10月建成了边区第一座新修的清真寺,毛泽东题写"清真寺"三字匾额。10月7日在延安青年沟举行的落成典礼上,边区政府赠送"众志成城"匾,朱德、李维汉、谢觉哉、高自力及各方代表200多人参加典礼。1941年7月,延安清真寺举行阿訇接任典礼,并请关中的马生福教长主持教务,此后,马阿訇相继担任了边区参议员及边区政府委员等职。l940年前,定边兴华街回民自治乡尚无清真寺,边区政府应回民要求立即拨款协助建立新寺,并从宁夏请来阿訇主持教务。到1942年4月,三边分区已有清真寺5座,其中定边、盐池县城各一座,定边四、六区3座。由于回民大量迁入,1944年7月,边区政府又拨款50万元在定边回族乡盐场堡修建新寺。陇东曲子县阿訇李正兴是宁夏同心人,l940年逃难到边区,政府帮助划定清真寺地基,并提供钱、粮、工具等修寺,李阿訇感慨地说:"边区是保护回民的好政府!"。从1938年至l945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帮助回民建起9座清真寺,加上原有的4座,共计l3座,实现了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凡有回民之处,均有清真寺"的设想及"宗教信仰乃每个民族之自由,故其风俗习惯亦应加以尊重"的主张。边区政府为帮助回民发展生产,允许自由贸易。定边县西关外,原为无人居住的荒山野滩,l929年一个叫杨彪的回民因皮毛生意破产为避债从甘肃逃难至此,他是这里的第一个回民。红军到这里建立人民政权后,到l937年,来这里的回民已达四五十户,至1944年,又增至243户,新建房屋283间,还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和一所l5间校舍的伊斯兰公学。并修起一条长2里多的回民新华街。两旁商店、民房林立,"每天,街道上经过着成千的行人,经过着成链的骆驼、成群的骡子和驮驴的运输队,有不断来去的商旅"。原来荒无人烟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人欢马叫的繁华回民区。
  
  为了发展回族文化教育,培养民族干部,l939年,中央党校专门为回族办了"回族干部训练班",此后各类招收少数民族参加的学校或训练班,均有回族参加。边区政府曾在定边县开办一所抗日回蒙学校,后改为民族学院,其中回族学员约占20%。学校的课程都采用阿文和蒙文,所学内容既有政治又有文化,还自编自演话剧和歌剧。此外,各清真寺阿訇也在党的号召下,提倡回民学习知识,在清真寺推行读报识字等。边区还有8所伊斯兰小学和l所伊斯兰公学。这对推动边区回民各阶层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党在边区的回族政策,深得回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使陕甘宁边区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边区回族人口也有了大幅增长。据统计,在边区建立前,关中新正县有回民30户,陇东的曲子和三岔县各有3户回民。到1945年10月,边区回民已由原来的36户增至1000多户,近5000人口。边区回民由衷地说:"陕甘宁边区是我们回族自由生活、自由发展的家乡,是我们中国回回民族解放的灯塔。"
  
  边区回族人民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文化条件的改善,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抗战热情和斗争精神。他们同广大汉族人民一道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和保卫边区的伟大斗争之中。1937年冬,在原宁夏省立实验小学高年级学生基础上,成立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下,努力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0年元月,由金浪白、马文良、马青年、王占魁、王谦、苏汝智、牙含章、苏冰等同志发起组织"延安回民救国协会"。2月26日举行成立大会,在延安的回民都参加了大会,公推金浪白、马文良、马寅、马青年、苏冰5人为理事。3月10日,该会发表《告全边区回民同胞书》,提出"加强回汉两族的抗日团结,粉碎敌人的欺骗诱惑阴谋,成为目前极端重要的任务"。并发起组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同年10月7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及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同时举行。朱德、王明、张闻天、高自立、谢觉哉和各分区代表及延安的回民代表l000余人参加成立大会,选举金浪白为分会正、副干事长。选举林伯渠、高岗、谢觉哉、周扬、张仲实和延安的马阿訇、定边的马阿訇等30余人为"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理事。这两个组织成立后,致力于回族文化的研究、普及和回族人民抗日革命的宣传,从而极大地鼓舞了西北乃至全国的回族同胞。l941年春,在边区回民聚居地关中、陇东及三边成立回协支会,在从事发展生产、文化教育、组织抗日武装等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在边区影响下,许多内地回族青年也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奔向延安,西北地区许多回族群众也纷纷涌入边区,这为培养回族革命力量、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起了很大的政治作用。l943年,蒋介石曾企图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消息传来,定边县回民立刻召开大会强烈抗议,并一致表示:"我们为了抗日,不愿打内战,如果打起来,我们就有保卫边区的责任。现在要加紧生产,加强回汉民族团结,保卫边区!"回族人民自觉抗敌斗争的力量一旦激发出来,她就成为一股汹涌勃发、势不可挡的洪流,为抗日救亡奋斗不息。
  
  2.冀中根据地回胞的抗日救亡斗争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l938年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各界回民抗日救国联合会",领导边区回族同胞的抗日救亡活动。晋察冀边区的回民同胞主要居住在冀中一带,当时在冀中地区,大约有8万至l0万回族人口散居各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中回民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抗战期问他们同日寇及伪政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殊死搏斗,谱写了全民抗战的壮丽篇章。
  
  冀中回民的抗日救亡斗争,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组织起来的过程。"七·七"事变后不久,冀中各地先后沦陷,素有爱国传统和斗争精神的冀中回民,以民族大义为重,摒弃过去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回汉民族间的隔阂与嫌隙,和汉族兄弟携起手来,共同投入抗战救亡的伟大民族解放运动中。1937年冬,敌人为了诱降冀中一带回民,曾以"北平市回教联合会"名义,先后向冀中各清真寺投寄了大量的劝降信和宣传品,邮袋里还装有日本太阳旗和《告伊斯兰教民同胞书》。日寇企图利用当地回汉矛盾,进行挑拨离间,说什么"抗战是为了汉人",而日本侵略者愿意"帮助回民自治",实现回族的"自决独立";敌人还利用冀中回民宗教信仰的心理,打出"尊崇回教"、"维护回教"、"提倡回教"的幌子,欲破坏民族团结。他们在宣传品中说什么"共产党是反对宗教的,我们回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亦在被共产主义反对之列,所以我们亦要反对共产主义"。劝降信中还说:"皇军到了,回民都到清真寺去,打上日本国旗,皇军一定给予保护。"企图让回民群众心甘情愿去做温顺的亡国奴。然而,广大回胞在日寇的愚弄宣传和野蛮屠杀下,既不为所动,也不甘做亡国奴,奋起抗敌。1937年农历9月27日,由80多名日寇和30多名汉奸押运的一支包运船队从保定经大清河驶往天津,途经文安县隆官村(又名娘娘宫村)时,敌人上岸抢劫。附近48村联庄会和回汉群众闻讯赶来,手拿步枪、铡刀、棍棒展开围歼敌人的战斗。回回营、北斗村等村庄的回民群众和其它村庄的汉族群众经过一夜激战,除少数几个敌伪军跳水逃脱外,其余百余名敌人被全歼,并缴获敌人机枪四挺,步枪与子弹一批。这次战斗大获全胜,鼓舞了冀中各地回汉同胞的抗敌斗争,纷纷动员起来,自1937年9月至年底,在定县、献县、文安县、任邱县和安国县等先后成立了几支回民抗日武装或团体,有的抗日武装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发动和组织下建立的。这些早期抗日组织为后来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冀中回民抗日武装或团体奠定了基础。l938年2月,任邱县地下党领导的"抗日动员会"成立,下设"回民部",在发动回民群众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回民抗战团体"任邱回民公会",后改称"任邱回民抗日救国会",使任邱回民走上了党领导下的全民抗战的道路。冀中定县、藁无、肃宁、河问等县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他们在"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支援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口号下动员了起来。
  
  1938年上半年,冀中一带有38个县建立了抗日政权,我党领导下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已初步形成,冀中回民的抗日斗争也走上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斗争的阶段。在冀中定县、雄县、霸县、新城、武清、文安、任邱、河间、肃宁、献县等回民较多的县先后成立"回民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1938年8月,冀中区党委决定成立"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总会",以加强和统一领导冀中回民的抗日斗争,并指定刘文正和马玉槐负责筹备召开冀中区回民代表大会。8月18日,在任邱县县城内北大街刘家花园,"冀中区第一次回民代表大会"正式召开,来自定县、安国、肃宁、河问、献县、任邱、雄县、霸县、新城、文安、新镇等ll县和冀中军区回民总领队的代表l00多人出席会议,讨论决定成立"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总会",并选举了由刘文正、马玉槐、金伏云等l3人组成的执委会,刘文正任总会主任,马玉槐任副主任,下设组织、宣传、教务、总务(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撤销)、伊斯兰抗战建国先锋队总队、妇女部(后两个为第三次代表大会时增设)等机构,并拟设立各分区、县、区、村的"回建会",由"冀中回建会"统一领导。接着各县发展会员和组织回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活动普遍开展起来,至年底,定县、肃宁、河间、献县、任邱、文安、雄县、霸县、新城等县的各级"回建会"已建立起来。此后,又有新乐、藁无、安国等县建立了"回建会"。在1939年9月和l940年8月,在武强县贺北村和深泽县铁杆村又分别召开了冀中区第二次和第三次回民代表大会。均选举马玉槐为"回建会"主任。1943年8月,冀中区一级的党、政、军、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撤销,合并到晋察冀边区各组织中,"冀中区回民抗战建国联合总会"也并入"晋察冀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并将"冀中建会"更名为"晋察冀边区回民抗战建国会"。
  
  冀中回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回建会"的领导组织之下,开展了深入广泛的抗日救亡斗争,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培养回民干部,发展抗日力量。在冀中回民抗战初期,回民干部极为缺乏,"回建会"在回民较多党组织又坚强的县设立培训班,如定县就曾办了回民干部培训班,培训的重点是提高学员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帮助学员学会开展游击活动,宣传踊跃参战的基本知识与本领。培训干部的主要途径是由冀中区"回建会"统一组织培训班。l938年9月,冀中区党委创办民运干部学校,"回建会"即选派各地回民青年50多人受训,学校专门设有回民大队。学习期间有20多名学员入党,后来他们对发展基层党组织和领导回民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1940年秋,根据北方局和冀中区党委指示,"回建会"又选派100多名回族青年入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合大学学习,被编为"社会科学"第五队,后改编为"群工部"第一队,分高级和初级两个班,所学课程有革命理论、游击战术、统一战线、群运工作等。学员中还有不少回族青年妇女。1944年,"回建会"又输送回民干部入华北联大学习会计、经济、管理等课,培训了一批回族专业管理干部。1945年,"回建会"在任邱开办干部培训班,两期共培训回民干部200多人。这些干部都成长为当地抗敌斗争的骨十和领导者。回民干部的培养,对充分组织回族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壮大党的基层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发展抗日武装,开展对敌斗争。冀中回民在抗日斗争中,不仅组建了"回民支队"等正规的抗日武装(详见军事篇),而且,地方群众的抗日武装斗争也如火如荼。各县抗日民主政权和"回建会"领导的回民群众武装,一般设在县大队,被编为"回民小队"或"回民中队",配合八路军和回民支队,开展对日斗争。他们利用地道、青纱帐作掩护,巧妙进行游击战,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与敌人周旋搏斗。如交河县八里庄、阁上,献县东辛庄,藁无县九门等回民村,利用地道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坚持战斗到日本投降。保卫民主政权,保护群利益是他们的主要工作。l942年夏,日寇正在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驻守苑河大桥据点的伪军,乘机敲诈群众,不给他们财物不许群众过桥。分区一个6人回民武装小组化装成下地农民,勇取机智地俘虏了据点的伪军,对其进行警告教育后释放。此后,伪军再不敢横行乡里。进行锄奸、打击镇压顽劣分子是冀中群众回民武装的又一任务。在通南回民聚居区,敌人畏惧我游击队力量的发展,因而尽其可能企图控制被占区域的民众,而收缴民间武器即是其最毒辣的手段。1939年3月23日,通县敌田边守备队60余名日军会同伪警40余名,前往彩育镇收缴民枪,被该镇72村民众联合围击,毙敌28名,伪警伤亡20余人。24日,北平之敌200余名,附小钢炮3门,敌机一架,驰往增援。该镇回汉民众誓不缴械。而通县南20余里的于家府及通西长营村等地回汉人民,已联合组织团体,反抗缴枪。这些充分体现了当地回汉人民大无畏的抗敌爱国精神。安国县东安国城村的刘东星,是伪"中国回教联合会"头目刘锦标的侄子,曾参加回民支队并任敌工科长。l940年上级派其做争取刘锦标的工作,结果经不住敌伪引诱叛变投敌,并回到东安国城村当了伪警察所长兼日寇的翻译官,为虎作伥,残害抗日家属。1942年7月,刘东星配合日寇扫荡,将全村抗日军属100多人扣押起来。安国县大队和回民小队为救群众,攻下敌人炮楼,处决了刘东星,回汉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回民群众武装还是正规部队的后备力量。l940年"回建会"增设"冀中伊斯兰抗日先锋队总队",各地亦有分支组织,他们通过抗日教育和埋地雷、搞爆破、捉"舌头"(敌人岗哨)等基本游击战术的训练,参加县、区游击大队的实战锻炼,有较强的战斗力。每遇征兵任务,优秀队员往往成班成队集体入伍,从而成为正规军回民支队雄厚的兵源,有力支援了抗战。
  
  第三,发动群众支援抗战。在地方党组织和"回建会"的组织发动下,冀中回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据统计,八年抗战期间,仅定县回民参军或脱产参加抗日工作的就有2000多人,约占全县回民总人口的l5%,而像唐家庄、怀德营、梁家营等回民村庄,回民青年几乎全部参军或脱产参加抗日工作。大量青壮年回民参军后,老人、妇女在家生产,既要与敌人的"清剿"、"扫荡"进行斗争,又要抢耕抢种,保护庄稼,保护青纱帐,快收快打,坚壁清野,宁肯他们省吃俭用,也要保证上交公粮。1938年,定县回民群众上交白面、小米220多万斤,军鞋5000双,平均每个妇女做一双军鞋。在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家乡献县辛庄村,八年抗战中,每年上交公粮28万斤,平均每户交公粮l40斤,这个村还累计上交布匹29700尺,军鞋5000双,柴草50万斤,现款边币3000元。这对根据地及民主政权的抗l:1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冀中平原交通发达,对敌人的机械化武装非常有利。为了阻碍敌人的行动,为我军运动作战提供方便,冀中回民积极参加冀中抗战史上有名的"破交战"。从1938年开始,由各级"回建会"组织回民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在公路上每隔一里挖一条宽8尺、深6尺的横沟,使敌人的汽车无法通行。后来又将这种破路活动结合改造平原地形来进行,即把道路挖成宽6尺、深3尺的道沟,积土为沟墙,背座上可以走行人、马
  
  匹、自行车和马车,汽车则不能通行。我军的运动战在打仗时可以将道沟作战壕,道沟互相连接,村村相通,便于我军运动作战。仅1939年对20个回汉杂居村庄统计,回民参加l0万多个工日,平均每个回民参加l0个工日,总计挖土方100万方,道沟总长500余里。这种工程在反"扫荡"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1940年4月,回民青年自带干粮破坏沧石公路,使整个路基化为乌有,日寇原定6月修通沧石公路的计划破产。他们在破坏公路的同时,也进行破坏铁路的战斗,他们挖毁路基,掀翻铁路,把铁轨、电杆、电线运回根据地,敌人火车脱轨、翻车的事常有发生。日寇为了封锁冀中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实行严格控制。敌人在占领区平、津等地成立"平、津物资对策委员会",粮食、药品、医疗器材、电器、纸张、石油等物资。须持有敌"物资对策委员会"所发许可证方能运出城外,还限制这些物资自由买卖,并在各车站、码头、路口设卡。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销,冀中回民在"回建会"领导下,利用自己善经商及与平、津商界联系广泛的特长,通过各种渠道如动员城内亲戚通过敌占区商人购买我军必需品,再转运到根据地;通过各种关系建立秘密储存、转运点,并设法买通敌伪岗卡,使物资能顺利免检;回民经商者和根据地的贸易局、合作社、平籴委员会挂钩,有计划地输出我根据地出产的小盐、皮毛、鸡蛋等物品,换回根据地必须的工业品;将敌人"扫荡"时流入根据地的伪钞、杂钞,利用回民亲戚等关系带进敌占区,设法购买物资或换回金、银、法币,同时还教育回民使用根据地的边币,以打击敌人的伪钞与杂钞,保证"边币市场"的稳定。以上各种办法对粉粹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支援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无疑至关重要。
  
  第四,开展敌占区的抗日工作。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壮大力量,各级"回建会"还深入近敌区和敌占区开展工作同日寇进行斗争。冀中第八分区的回民主要分布在津浦铁路及"青、沧、交地区",这里敌伪统治较强,回民又集中。为打开局面,冀中"回建会"派刘炯、马洪波、李小立到交河,佟铁城到青县开展工作,很快在青县、交河、献县建立了"回建会",交河县还组织了一支20多人的"回民小队"。1939年冬,青县县委书记刘国生被捕投敌,出卖党组织和干部。1941年秋,马玉槐、郭运率回民支队一个连重新开辟和恢复青县的工作,他们不仅成立了"回建会",而且还派一些进步青年入"华北联大"学习。l942年"五一大扫荡"后,我军主力转向外线作战,抗日工作困难增大,八分区又成立"青、献、交回民委员会",以马乜信为主任,以加强对当地回民抗日斗争的领导。根据新的情况,他们的对敌斗争采取两面政策,即公开一套,秘密一套,脱产抗日干部转入地下,以保存力量,打击敌人。他们的斗争途径一是控制掌握敌伪联络员给敌人送假情报,了解敌人情况,掩护抗日人员。二是争取村、镇"两面政权"的办公人员。在敌占区村、镇办公人员既要应付敌人,又要同"回建会"等抗日干部打交道,而不少办公人员又有抗口倾向。抗日干部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让他们不破坏抗日,又为"回建会"办事,了解敌人情况。三是打人敌人内部,争取敌伪军。八分区的淮镇是沧石路上敌人分割、封锁建国、青县、沧县、交河四县的一大据点。"回建会"配合献县、交河我敌工部、公安局在淮镇据点发展了两名地下回民伪军关系,又在镇上发展了几名回民上层人员地下关系。通过他们又做通了淮镇伪军丁凤阁工作,使其从伪军中拉出一个班反正来到建国县。这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对敌伪军产生很大影响,从而沉重打击了敌人。类似冀中八分区这样开展地下工作的,在冀中各敌占区都有。
  
  此外,在抗战后期为迎接战略反攻,l944年底,冀中Ⅸ党委决定在党委城工部设"回民工作委员会",马玉槐任书记,主要是加强对城市抗日工作的领导。他们派大批干部打入北平、天津两市开展抗日工作,在平津两市组织建立了--{tt抗只小组和地下武装,并把城市内的一部分回民青年和学生送往根据地学习、锻炼,然后返城从事抗日工作,为对日反攻积蓄力量。
  
  八年抗战,冀中回民开展了积极广泛的抗日斗争,为冀巾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打击日本侵略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山东根据地及冀鲁边区回胞的抗日救亡运动
  
  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后,非常重视发动回族同胞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根据党的民族政策,1943年9月13日,中共山东分区发出《关于回民工作指示》,指出:(一)积极发展回民党员,提拔回民干部;(二)组织回民救国会,开展各项抗日活动;(三)大力开展城市回民工作,建立回民武工队;(四)广泛建立回民抗日武装,改善回民生产;(五)实施回民自治和参政。l945年8月15日,从新的形势出发,中共山东分局又发出《关于回民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我党我军必须进一步团结回民","扩大回民武装,加强回民干部,一律遵守回民风俗习惯。""在区委,在党内应建立回民工作委员会,党外建立回民救国会"。山东分区有关抗战时期回民工作的具体指示,为当地回胞参加抗日和求得解放指明了道路。
  
  山东根据地的回民抗日斗争主要发生在回民聚居区沿勃海的冀鲁边区,鲁中的沂水等县和鲁西南区也有回救会等组织的抗日斗争。冀鲁边区东临渤海、西靠津浦铁路和大运河、南临济南、北接天津。由于受国民党的统治和阶级压迫以及日寇的侵略威胁,回汉人民的革命性和反抗精神特别强烈。早在1922年,孟村县小堤东的回族青年刘格平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的派遣在家乡回汉群众中传播革命,吸收了一批回汉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从而为当地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七·七"事变后,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开辟前,当地汉族党员和回族党员王连芳、刘子芳、王俊峰、张凤亭、刘树林、杨振东、杨振荣等即响应党的号召,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建立了回汉联合的冀鲁边抗日救国军,下辖三路和一个特务团,后这支武装改称为国民政府军委会别动总队第三十支队。不久,津南抗日游击支队也建立起来。抗战初期津南冀鲁边区回族人民虽然还没有建立回族抗日救亡团体和武装,但有不少回族同胞已发动起来和参加了抗日斗争,这为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武装和救国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终于在1940年7月正式宣告成立。
  
  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和抗日武装组建后,冀鲁边区党委就明确指示它的基本任务有四项:第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广大回汉人民群众,投入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第二,帮助建立地方抗日民主政权,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第三,消灭敌人,壮大自己,不断发展和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第四,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分化瓦解敌军,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消灭日本侵略者。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的负责同志同时也是回民大队抗日武装的负责人,他们的抗敌斗争主要是通过武装抗日而展开的。在回民救国总会的直接领导和发动下,当地回族青年和一部分社会人士纷纷投奔回民大队,使抗日武装迅速由初建时的20多人发展到100多人,几个月后又增至400多人,分为四个大队。1941年2月,冀鲁边军区将几个回民大队编为冀鲁边回民支队。l944年1月,冀鲁边军区与清河军区合并为 中国抗战史学会编《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第95页,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渤海军区,回民支队也改称为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到抗战胜利时,回支已壮大到2300余人。这支队伍成为抗战时期战斗在津南鲁北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
  
  1942年3月,边区党委派刘济民担任回民支队副政委,回民支队建立起党支部。回救总会亦改党支部为中共党组,党组书记王连芳,党组成员有刘济民、刘震寰、韩道仁、李玉池等。他们在支队中发展党员,并在各大队建立党小组,党在回支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回救总会在帮助扩大部队的同时,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成立了正道报社,由回族韩道仁、汉族王寿千、张珍、杨晓林、张洪泉等同志主办出版《正道周报》和《正道杂志》。并坚持出版至1944年,因环境恶劣而停刊,1946年又复刊,改名为《伊斯兰周报》和伊斯兰出版社。回救总会还开办了回民干部学校,由王连芳兼任校长。韩志鹏等具体主持,学校为回民支队及各回族地区培养了大批回民干部。学校一直办至l949年解放前后。
  
  为了便于回支在这一地区长期活动,有利于保存抗日力量和更好地打击敌人,l942年10月,冀鲁边区党委、军区决定建立抗日根据地--青城县,管辖区包括原沧县六区,盐山县四区和二区的一部分,以及原新海县一区的一部分村镇。中共清城县工委书记由刘济民兼任,县长由刘震寰兼任。县工委设有宣传、敌工等科,由张迪生、张高亭分任科长;县政府设有财政、文教、粮秣等科。全县辖有三区,原沧县牛进庄、东西赵河、肖庄子、辛店、b老桥、毕孟、望海寺一带为一区,区长王振洪;二区包括原盐山l71t区和二区的部分,张迪生兼任区委书记,区长刘喜三;三区包括原新海一区、旧城、留舍一带,区委书记向克,区长韩文光。后来,无棣的小山、东西侯庄、张皮庄子、赵高庄划分为四区,书记张友俊,区长韩文光。青城县工委建立后,首先针对部分村庄尚有敌伪残余的情况,积极展开村级政权建设,对一些两面讨好从中得利的村干部进行改造和教育,以便及时将其争取过来;对一些实际为敌人效劳而于我不利的人,则发动群众将其换掉。工委书记刘济民了解到青城县羊二庄、羊三木、八里庄、冯家堡、燕吴庄子、花寨、长郭、李天木、北赵河、东西赵河、牛进庄、塔上、肖庄子、小赵庄、留舍等纯回民村和回汉杂居的村庄情况确实不同,回族村庄的农民除务农外,还做小买卖。他们将农副产品贩卖到沧州、盐山县城,这样无形帮了敌人,也有极少数人因生活无出路而当了土匪。鉴于这种情况,工委委托王连芳负责抓回民村的政权建设。王连芳与回教总会张远英、丁溪野、韩道仁、韩志鹏、刘振海、韩桐轩、韩志鸿等在村政权中约法三章:不准向敌占区贩卖粮食;不准给汉奸通风报信;号召当土匪的人改邪归正。这种细致扎实的工作,不仅使农村基层政权基本得到巩固和加强,而且还动员了不少回族青年参加抗日,当地群众称他们是"夹小包袱的土八路"。
  
  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既是抗日的需要,也是壮大自己打击敌人的有力手段。青城县工委和回救会积极开展对伪军家属和亲属的思想动员工作,如土楼村(今属孟村回族自治县)的回族青年张铮起因生活贫困被迫当了伪军。l943年快过年时,他回家探母,救国总会得知后,先由总会干部王光宇做张铮起和家属的工作,效果良好,继由刘震寰来家进一步宣讲抗日政策,终于说服了张铮起,并提供了敌伪据点姚庄的军事布置情况,后张铮起与回支一大队里应外合搬掉了这个据点。张铮起也参加回支,改名为张福德,并于1944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回支在攻打齐家务据点时,也采用这种办法,通过内线一举歼灭敌自卫团500余人。回救会还利用韩村(今黄骅县城)的汉奸头子李九钩子的亲属给李九钩子做工作,并由刘震寰写信忠告李九钩子,李九钩子终于改变立场,答应在日伪军扫荡时,遇到回支就朝天开枪,给回支让路。有一次敌人大扫荡,李九钩子还将回支伤病员送到伪军据点附近的庄子上隐蔽起来,扫荡过后再把伤病员送回马莲庄。伪"皇协护民军"司令、回奸刘佩臣曾组织所谓"回联会",与我抗日武装争夺回族青年,可谓罪恶累累。回救会在同刘佩臣的斗争中,一方面针锋相对地揭露其利用回族出身和伪回教联合会欺骗回民、分裂回汉团结的阴谋诡计,为维护回族尊严,公开宣布开除其"回籍"。另一方面对其队伍中的回族伪军,做争取和分化瓦解的工作。在我政治工作和军事进攻的威慑下,刘佩臣伪军一个大队带着两挺机枪和三门掷弹筒、三十支步枪主动向回民支队投降。恶贯满盈的刘佩臣在1947年沧州解放时终被捕获公开审判并处决。
  
  1943年10月,冀鲁边区军区党委决定将新海、青城两县合并为新青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并与天津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新县委由李玉章任书记,县长仍为刘震寰(1945年为纪念黄骅同志,改新青县为黄骅县)。1944年渤海军区组建后,回支与回救会根据军区指示,主要活动于新青县、盐山、沧县、南皮、阳信、无棣、庆云、惠民8县。他们根据平原特点和敌强我弱的形势,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秋、冬、春季采取分散隐蔽方式,利用交通沟突袭敌人.夏季靠拢、集中消灭大批敌人,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广大回民群众为支援和掩护回民支队,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英勇事迹。青城县塔上村邢大娘送儿子参加回支,1942年小儿子牺牲后,她忍痛又送长子参加了回救会。l943年春,日寇大扫荡包围塔上村,回支一战士被困在村里,邢大娘急中生智让战士换上便衣躺在自己家中。敌人前来搜查,邢大娘端着一盆屎来到敌人面前说:"我儿得了伤寒病,可传染人啊!"敌人一听只好掩鼻而去,从而巧妙地保护了战士。邢大娘还经常给回支战士提供各种方便,如让房、烧热炕、缝补衣服、做饭、放哨、报信等。被回支战士们称为"抗日老大娘"。像这样的事例几乎在回支战斗生活过的回民庄中都有发生。正是这种军民鱼水关系使回民武装与当地回汉人民团结战斗,不断战胜困难,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当年领导回救会与回支进行抗日斗争的王连芳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几支回民部队所走过的战斗历程,每一个脚印都饱含着党的领导和党的亲切关怀,每一个胜利无不是回汉同志团结战斗和回汉人民合力支援的结果,而战斗的目标则始终对准回汉人民的共同敌人--日寇、汉奸、回奸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回顽头子。正足南于有了这最根本的三条,加上回族人民为祖国争生存、为自己民族争光、为劳苦大众争解放的决心和勇气,回民武装才能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走出了一条回回民族彻底解放的正确道路"。
  
  山东抗日根据地除冀鲁边区回族人民的抗日斗争之外,还有滨海二分区的临沐县于l938年建立伊斯兰中队,后扩建为大队;鲁中区泰肥军分区在1938年开始建立了回民游击小组,后扩展为回民主力连和基于大队,在沂水、沂源一带有回民警卫连;冀鲁豫边区的东平、朝城、沙海、府海等回民聚居区,建立了回民游击队。各地回救会和抗日武装发动和团结回汉人民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并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4.我党直接领导的各省区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
  
  在抗日战争中,我党直接领导的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除了上述根据地之外,在津、冀、晋、陕、甘、宁、青、新、豫、皖、鄂诸省区,也有我党直接组织和影响下的回族抗日武装和抗日组织,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斗争,同样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救亡运动做出了贡献。
  
  河北省南部邯郸地区是后来冀鲁豫根据地的一部分。邯郸地区回族较多的丘县,在党的领导下回汉人民积极抗日,顽强奋战,使丘县成为有名的"有敌人无敌区"的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我党领导的丘县战委会成立。战委会由20人组成,有回族4人分别任宣传部正副部长、妇救会主任和干事。1938年冬,由回族党员和爱国人士韩觉民、石泰和、沙梦弼等发起,在丘县最大的回民村陈村清真寺成立了"丘县回民抗日救国会",推选清朝"拔贡"、回族爱国人士马云岫为会长。救国会成立后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组织群众,发展武装。回救会会员数百人还扛着大刀、土枪、红缨枪上街游行示威,以激励和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与斗志。
  
  我党在丘县回族同胞中注重培养党员干部,回族聚居的陈村、丘城西街、西常屯、韩庄、贺堡、杨二庄等村庄,是第一建立党组织的村庄。回族党员韩觉民l939年就担任了丘县县委书记,丘县最初的妇救会主任、青救会副主任和工会副主任都由回族同志担任;在县大队干部中也有回族同志。他们成立丘县回民抗日救国会,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组织群众,发展武装。在党组织和同救会的宣传和引导下,丘县回族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奔赴抗日第一线的就有300多名。他们在前线英勇抗敌,许多回族同胞献出了生命。回族干部石国都连长在一次战斗中,为掩护战友撤退,身中数弹仍毙伤敌人多名,最后壮烈牺牲。一位任晋冀鲁豫边区参议员的回族共产党员,l944年在敌人扫荡中被俘,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强不屈而死,用生命保住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群众和同志。敌人曾在1941年春出动200人包围丘县城外的陈村,挨家挨户搜人,把群众赶到清真寺,近千名回族群众在敌人枪口下,面对拷打毫不畏惧,始终没有一个人告密。
  
  回族党员干部和回救会干部还深入伪军内部,向他们宣传党和抗日政府的主张,争取他们弃暗投明。在我军强大政治攻势和回族党员的教育启发下,驻郭白庄炮楼的伪军班长、回族唐金江,将炮楼内两名日兵打死,烧掉炮楼,带领全班携武器及军用物品投到抗日队伍之中。在西常屯、韩庄、贺堡、韩西固等村庄还成立"模范班"、"青抗先"等群众组织,他们通过破坏敌人通讯线路、为我军传送情报等方式配合部队作战。西常屯"模范班"经常上"封锁线"到丘城近郊村庄监视敌人。一旦敌人出动,他们即鸣枪报警。住在该村回民家中的宋任穷曾赞扬说:"西常屯模范班了不起。"该村被称为"抗日模范村"。有"抗日堡垒村"之称的韩庄,其清真寺是中共丘县县委的工作据点,寺中隐居着党员和干部。县委油印文件、宣传品等许多活动和工作都在清真寺内进行。由于得到回民群众的保护和支持,县委工作得以正常开展,从而推动该县回汉人民抗日斗争不断深入发展。
  
  天津沦陷后,在中共河北省委的领导下,天津人民展开了反侵略的抗日救亡斗争。有不少回民先进分子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8年发展党员l6人。他们从各种途径将毛泽东《论持久战》等抗日和革命理论小册子送到回民群众手中,利用标语、传单等宣传方式,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于世。秦良、王文元等回民地下党员与汉民党员一道,开展隐蔽斗争,散发传单,组织读书会,收听解放区广播等。在读书会学习、讨论《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他们组织和发动回汉群众积极从事抗日斗争,秦良之父穆芝芳和回民群众张石麟的家,成了地下联络站,许多党的负责人经常出入他们家。回族地下党员还秘密向解放区输送政治、军事人员,运送军火、药品等。
  
  1943年春,冀中城工部派回民干部干一、刘步伦、李同贵三人到天津北天穆村回民聚居区开展工作。他们住在回民马顺兴家,以贩卖牛羊为掩护进行革命工作。1944年2月组建了民兵队(当时称武委会),有队员20余人;3月,又建立村政权。9月,他们在南仓设暗卡,打伏击,一举截获日伪军向市里运送的几十头牛,屠宰后分给贫苦村民。不久,又截获汉奸刘小五押送到市里的几十车粮食。他们还发动群众300多人攻打日寇设在北洋桥附近的仓库,抢出许多大米和其他物资。l945年夏,冀中9分区回民支队到天津,一是配合城工部(地下军)马玉槐和干一同志开展回民地下抗日武装活动,二是消灭零星小股敌人,扩大天津市内回民抗日武装。天津警察局8分局手枪队到北郊清剿共产党时,支队佯装撤离,埋伏于天穆村南。转天,伪军到天穆村强令村民给他们做饭,正当敌人吃饭时,我5名战士突然冲到清真寺口,先宣传喊话令其投降,之后开枪射击,打死副警长,打伤3名伪军,俘获l0余名伪军并缴获一批武器。另外,在地下党的影响下,天津回民自发进行的抗日活动也从未间断,如饭馆店员、电车公司职工为要求增加工资,曾多次举行罢工、怠工斗争。
  
  1937年秋,日军侵入山西,山西回民为了支援抗战,曾致书全国穆斯林,发起捐款救国运动。回族著名人物马君图(字骏)毅然挺身而出,将政府给他预付的两个月工资l200元取出,购买面粉400袋,存放于太原清真寺,以备赈济灾民,自己仅身带80元钱回到晋城。他以山西回民抗日救国协会会长身份,四处奔走演讲宣传,动员回族同胞参加抗战。一次他应邀在自己创办的崇实中学向千名师生讲演中,慷慨陈词:"现在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志士报国,正在此时。阎(锡山)长官奉中央之命抗战,我辈能守则守,不守则领导民众游击,配合正规军,牵制敌后,以策应将来。"言时声泪俱下,感人至深。l937年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曾在驻地晋城后河村两次访晤马君图,中共驻晋东南办事处代表谢丰与马君图也有过接触。马君图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愿竭尽全力促成抗日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并表示继续在回族人民中揭露日寇对回族的阴谋,动员回胞积极参加抗战。l938年2月晋城失陷,马君图率晋城中学和崇实中学师生及部分民众1300多人,退入太行山区游击,与敌周旋。地还倾尽家财组织111西民众抗日救国军,队伍最多时400多人,与友军携手,多次打败敌人,使晋城三次失而复得。晋城第四次失陷后,他们在敌后晋城、阳城、壶关一带山区进行游击抗战,并组织战时服务队向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传递情报,进行侦察、宣传和慰劳等工作。在斗争问隙组织教师为崇实中学学生补课。日寇占领山西后,建立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山西省分会",由于马君图在山西及华北回民中有较高声望,又任回协山西省分会干事长,日寇想拉他人伪组织以欺骗回族人民。日寇派一名叫向井的浪人长驻晋城,专门从事策反马君图的活动,策反不成便伺机派兵抓他。中国回协为安全起见,出面活动孔祥熙汇来3000元,邀其入川工作,马君图悉数退回款项,坚持在山西敌后抗战。国民党又任命他为中将参议,负责晋东南宣慰事宜。于是他在晋南将山西省分会与救国协会合并办公。1942年6月,敌寇派兵袭击晋城附近分会所在地贤坊村,马君图90岁老母及妻子家属被掠为人质。马母在狱中拒绝敌人的威逼利诱,捎话给马君图宁死也不能当汉奸。1943年6月,马君图在大东掌村被 俘,坚贞不屈,1945年2月死于狱中。1946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为马君图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出版了《马君图专号》以志纪念。l946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抗战军兴,号召地方青年,协助抗战,屡奏膺功。及被执不屈,并母妻相继以殉,一门忠烈,洵湛矜式。应予明令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以彰其尽忠。"
  
  大西北地处抗日的大后方.分布着广大的回族人口和其他伊斯兰教民族,同时,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也在西北。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在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实行封锁的形势下,回族的取向就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广大回族人民出于民族大义和党的民族政策及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积极投身于党领导下的抗口救亡运动。在陕甘宁边区之外的陕甘宁青地区,除有不少回民健儿开赴前线杀敌外,回族青年同胞入伍参战者甚众,其比例与当地汉族不相上下,总数达数万人。不少青年投奔延安,入延安抗大、女大、鲁艺、军政学院和民族学院等学校,学习抗日的知识和技能,并有许多青年学生学成后参加到抗日救亡的工作中去。西北回族人民,为保卫和巩固西北抗日后方,为抗日救亡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秘密组织发动下,陕西各地群众及回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1931年9月27日,有六七万人参加的西安各界群众反··日救国大会召开,许多回民群众参会和上街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对日宣战。陕西回族公会主席、省政府参议冯瑞生先生积极参加反··日活动,在回族同胞中进行反··日宣传,被推选为陕西省反··日救国会会员。10月15日,冯瑞生带领回族中的工商界人士参加了省反··日救国会和省商会举行的抵制日货活动,他们深入大街小巷的店铺、商号查禁日货,并电告津沪,阻止日货运人陕西。与此同时,回族爱国人上马德涵和回族教师乌光焕等人召集西安回族同胞在小皮院清真寺成立了"西安回民抗日救国会",参加救国会的有500多人,马德涵先生被公推为会长。救国会经常组织回族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张贴反··日标语,抵制日货,宣传爱国思想,声援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率部抗日的爱国行动,并为东北军抗日将士募捐。
  
  1931年秋至1932年夏,当时在陕西省银行任职员的中共回族地下党员刘格平,在陕西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作秘密兵运工作时,得知冯瑞生是一位进步的回族开明人士,很有声望影响,即以回族身份与其接近,遂成至交。"九·一八"事变后,在刘爱国进步思想影响下,冯以陕西回教公会名义,组织回族青年成立了"陕西回教抗日救国会",冯瑞生主持成立大会,刘格平向到会回民作反··日爱国宣传。大家公推刘格平为救国会会长。在西安案板街基督教青年会,刘格平与马明德、苏玉寿、苏玉阗、苏集贤、马昌英、马俊英、冯增亮、安友兰、安惠生、刘志善、白逸安、马锡屏等回族青年开会商讨如何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印刷传单,上街游行,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在刘格平倡议和冯瑞生的支持下,"陕西回族青年读书会"在西安市东大街青年会成立。刘每周向数十名参加回族青年读书会的成员讲解国内外形势及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等,听者无不感动,对抗日救亡的认识茅塞顿开,大大激发了回族青年的抗日爱国热情。几个月后,读书会的革命活动受到特务注意,冯瑞生立即告知并资助护送刘格平东渡黄河前往山西。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西安大、中学校包括回族在内的学生积极响应,并加入青年爱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2月25日,西安一中、二中、师范等学校的学生在革命公园举行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行动大会,这些学校的回族学生也参加了大会。会后数千回汉学生上街游行,路经回民聚居的北院门、麦苋街、莲花池等地,受到当地回民群众的夹道欢迎。l936年l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西安各界一片团结抗日救亡的景象。在一些回族爱国人士的倡导下,l4日,回族同胞在西安召开"全国回族代表大会"及"陕西中华回族救亡联合总会"成立大会,并通过决议,坚决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共赴国难。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九省的回族代表。总联合会还于当月向马步芳、马鸿逵等西北回族地方实力派将领致电,指出:"年来蒋氏扩大内战,丧失国土,罪大恶极,已为举国所不容",呼吁马步芳等人"速派代表来陕参加救国会议,共商国策,为国家求生存,为回族谋解放,当机立断,幸勿迟疑。"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组织推动下,l937年1月28日,西安400多个救亡团体,共l5万人在革命公园召开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五周年大会"。回民群众数千人参加了大会,表示"本市同昆愿作政府后盾,可国御侮"。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问,曾联系和动员西安有关回族人士营救兵败的西路红军。当周得知西安爱国进步人士马德涵先生曾给马步青当过老师,与马家有一定关系,便先通过杜斌丞先生和西安从事地下工作的回族党员吴鸿宾与马德涵洽谈,马慨然应允。l937年1月25日,周恩来到小皮院清真寺北厅第一次秘密会见马德涵,不久,周恩来又到马家中商谈营救事宜。2月,马德涵与回族商人马宪民及张文斌同志一行三人赴河西,在凉州,马德涵径直去见马步青,向其介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形势,表明来凉州的目的,晓以团结抗日救国的大义,马步青答应可以解决,并介绍他们去甘州找韩起功具体商谈。马德涵等到甘州后,韩答复被俘红军已送往青海。1937年5月初,青海省主席马麟朝觐回到西安,在周恩来安排下,由马德涵出面作东在会。会后数千回汉学生上街游行,路经回民聚居的北院门、麦苋街、莲花池等地,受到当地回民群众的夹道欢迎。l936年l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西安各界一片团结抗日救亡的景象。在一些回族爱国人士的倡导下,l4日,回族同胞在西安召开"全国回族代表大会"及"陕西中华回族救亡联合总会"成立大会,并通过决议,坚决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八项救国政治主张",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共赴国难。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九省的回族代表。总联合会还于当月向马步芳、马鸿逵等西北回族地方实力派将领致电,指出:"年来蒋氏扩大内战,丧失国土,罪大恶极,已为举国所不容",呼吁马步芳等人"速派代表来陕参加救国会议,共商国策,为国家求生存,为回族谋解放,当机立断,幸勿迟疑。"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组织推动下,l937年1月28日,西安400多个救亡团体,共l5万人在革命公园召开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五周年大会"。回民群众数千人参加了大会,表示"本市回民愿作政府后盾,卫国御侮"。
  
  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曾联系和动员西安有关回族人士营救兵败的西路红军。当周得知西安爱国进步人士马德涵先生曾给马步青当过老师,与马家有一定关系,便先通过杜斌丞先生和西安从事地下工作的回族党员吴鸿宾与马德涵洽谈,马慨然应允。l937年1月25日,周恩来到小皮院清真寺北厅第一次秘密会见马德涵,不久,周恩来又到马家中商谈营救事宜。2月,马德涵与回族商人马宪民及张文斌同志一行三人赴河西,在凉州,马德涵径直去见马步青,向其介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形势,表明来凉州的目的,晓以团结抗日救国的大义,马步青答应可以解决,并介绍他们去甘州找韩起功具体商谈。马德涵等到甘州后,韩答复被俘红军已送往青海。1937年5月初,青海省主席马麟朝觐回到西安,在周恩来安排下,由马德涵出面作东在其家宴请马麟及青海省政府秘书长谭克敏,由张文彬、吴鸿宾作陪。马麟来后,马德涵向其介绍周恩来,周恩来就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红军被俘问题讲了党的政策,说明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的道理,希望他回青海后能优待和送还被俘红军。马表示愿为营救红军被俘人员尽力。事后,吴鸿宾又在清真寺走访了马麟,马翘起大姆指说:"周先生是共产党了不起的人才,有远见,很健谈,我是钦佩的。"经党中央的不懈努力,营救西路红军的问题得到解决。青海马家军的副官、西安回民刘子厚、张志道等人。还从青海护送一批西路红军指战员安全到达陕甘宁边区。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党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号召下,陕西人民抗日斗争如火如荼。在成立"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同时,回族同胞又组织了"陕西省各界抗敌后援会陕西回民支会";西安回族青年抗日热情尤为高涨,也成立了"后援会西安回民学生支会",负责人是西安高中的学生马生金,会员有刘希贤、马肃、穆家琨、马杰明、马毅、乌光炎、马希明、马士年、马志琪、铁锡光、马丽贞、金长麟、安云翻、海仪生、马骞、马景华、冯增烈、刘焕章、马聘等百余人。他们同各阶层回民一道,积极投身于陕西一带蓬勃发展的抗日救国群众运动的洪流之中。该会主要抗日活动是摘录各报抗日新闻并配以大幅漫画,编成大型墙报,张贴于回民聚居的洒金桥、麻家什字等处,以激发广大回民的抗日爱国热情。此外还在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内举办业余学校,对回民青少年进行识字教育,由会员铁锡光、马士年、马俊英、马希明担任教师。活动一直坚持到1938年。抗战期间,日机不时空袭西安,无辜市民惨遭伤害。于是,西安回民青年成立"西安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由国民党42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云南回族杨绍源任团长,马图轩为副团长,下设组织、宣传、训练等股,团员约有800余人,当时号称"八百青年"。该团平时进行抗日宣传和救护训练,救死扶伤,安葬亡者,曾多次从被日机炸毁的房屋或防空洞内救出不少回汉受难群众。他们还积极调解回民内部的教派矛盾,十分注重协调陕西回汉民族关系,促进了民族内外的团结。
  
  1938年2月11日,西安各界在体育场召开"反侵略宣传大会",下午6时散会后,回族群众和西安各界爱国人士七街游行,他们"手执火炬、灯笼,从北大街经南大街、南院门、西大街南至钟楼"。1938年9月13日,陕西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西北回民"献旗"大会,向各界发出坚决抵抗日寇的通电,并通过了"通电全世界回教徒共同声讨暴l3"、"电慰前方英勇抗敌将士"等提案和《告西北回民书》,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兄弟起来共同"抵制日货",扩大援华运动。l939年初,在原"抗敌后援会陕西回民分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西分会"。马平甫、马福泽、白楚珍、冯耀轩等人先后任回协干事长。分会还发表通电:"国家存亡,休戚相关,全国回胞,欲免沦亡,只有抵抗倭寇的侵略。这是我们惟一的出路。我们只有在救亡的大路上勇迈前进。"分会的宣传工作有声有色,具体由马明德负责。他们出简报17143张,分发四乡,油印小型各种刊物8150份,墙报360份,画报360份,半月画刊l2张,在每次纪念日和重要集会中,写刷标语l3000份,宣言8400份,小型宣传品20余种,回民区墙头标语l20余条,夏令卫生常识、画报各300份,防空防毒须知小册子300份,绘成抗战地图一大幅,标明每日战况,出版《回民正论》4期;还组织歌咏队、演剧队在历次大会上公演。他们还不时召开阿訇座谈会、保甲长座谈会,宣传抗日。为了疏散和安置回胞难民,计划进行:"平民新村"的建设,并成立了平民新村建设委员会。陕西分会的工作,推动了全省回胞抗日救亡工作的新局面。省内宝鸡、陇县、汉中、安康、凤县、南郑、西乡、略阳、城固、紫阳、旬阳等县也先后成立了回协支会。安康支会还动员数千回胞,于l939年承包完成修建飞机场的石料采用任务。华北沦陷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省成千上万回民纷纷逃难到陕西,回协发动群众,安置救济难民,提供空房及茶饭。不少回民捐献钱粮、衣物、铺盖等,解决了部分难民的燃眉之急。在汉回士绅张钫、马平甫等人倡议下,陕西回协在向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募捐的基础上。成立"回协救济生产基金委员会",向部分难民发放小额贷款,以助难民生产自救。经努力一些回族青年被安排到大华纱厂和华峰面粉厂当工人,使绝大多数难民得到妥善安置。
  
  在抗战八年中,陕西不少回民青年学生,满怀爱国热忱,投笔从戎。马士年等人在东北军作抗日宣传工作,马家骥、杨文斌、马俊、杨玉清等l0余人先后赴广西,在黄埔军校六分校学习军事。马毅等人跟随38军在晋西南守备中条山防线,为阻击日寇侵入陕西做出了贡献。安康回民刘大成黄埔军校第l4期毕业后,任国民党军队营长,在中缅边境抗击日寇时,牺牲于云南。一些回族中共地下党员,如刘格平、吴鸿宾、马寅、徐强、白琨、崔杨等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影响了一批追求进步的回民群众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做了一些有利于抗日救国的进步工作。民主人士马德涵经常协助我党进行工作,并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带回《新华口报》、《西北》周刊及进步书籍,在群众中散发,他还介绍一些愿意参加革命的回汉青年,至中共办的"安吴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学习。回民青年学生米春发、马文敏、安德真等人曾赴安吴青训班学习。1938年,中共地下党员、著名作家公木夫妇奉命从西安奔赴山西敌后工作,他们年仅两岁的女儿经西安地下党组织联系,托咐给回族工人李宠荣夫妇抚养。李宠荣夫妇历尽艰辛,把孩子抚养成人。陕西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有效地支援了全民族抗战。
  
  在甘肃,早在1933年,在党的号召和全国抗日热潮的影响下,中共甘宁青省委就成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队伍中包括了回、藏、蒙等少数民族战士,这是党对甘肃回族人民参加抗日斗争的最初动员。甘肃又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红军长征途中曾在甘肃回、藏聚居地建立过红色民族政权或抗日武装,因而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宣传和实施民族政策的地方。虽然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这些政权和武装相继失败,但党和红军在这里播下的革命和抗日火种,以及党的民族政策却深深扎下了根,为抗战时期党领导甘肃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七·七"事变发生后,为适应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和更好地动员甘肃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加强党对甘肃工作的领导.1937年7月,谢觉哉同志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兰州,8月在兰州成立了"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办事处利用合法地位,公开接待来访群众,及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鼓励和指导建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谢觉哉同志十分重视甘肃回族问题,并将其作为开展工作的一个方面。如1937年8月10日他日记中就有吴鸿宾所写回族问题的要点摘抄,主要是针对马鸿逵"回回非民族"观点进行的分析批驳,并提出"回族运动纲领"和"初步工作"要点。纲领包括:"l.回族有自决权;2.建立自己的武装回族革命军;3.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结成巩固的民族统一战线;4.回族政治经济与汉族结成巩固联盟;5.联合世界上和平国家;6.实行普选民主制度;7.回汉杂居地区建立混合政府,以民族为单位,不以双方人数为比例;8.有宗教自由文化自治权"。"初步工作"包括五点:"1.各地回民建立回民教育促进会,设立回民学校。2.兰州组织甘肃回民委员会(或西北回委)为回民最高组织,又为政府咨询机关。3.兰州创办军分校,培养回民军政人才。4.启用回民优秀分子,参加政府工作,回民区域尽可能以回民任之。5.有计划地扶植回民教育文化事业"。这实际上就是在甘肃回民工作的纲领和计划。9月4日的日记里又有:"夜至马凤图家,会着两回族青年,一丁正熙,临潭人,新新教;现在民国日报当编辑;一马建周,民政厅科员。与谈回族问题。至十一时余。"在10月24日日记中记有给中央领导的信,其中汇报的第五项是:"回教上层分子马鸿(凤)图、马公章都只说说。近有一阿訇表示尚好,他说不久当带一批学生来延受训"。在已出版的日记中留下了约有数十处涉及甘肃回族问题的记载。1937年10月,中共甘肃工委在兰州成立,由甘肃回族党员吴鸿宾同志专门做宣传和回民工作,从而进一步加强对甘肃回族抗日救亡工作的领导。l938年ll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党部科在给甘肃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甘肃是国际交通要道,不仅国民党注意此地(统治极严),日本亦注意此地,所以这地方今天虽为远后方,最近将来可能变为近后方(如果西安失守的话),同时成为西北的政治中心,因此我们应该很好地注意此地工作。"甘工委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也明确地表示:我们认为回民问题是一个民族问题。回民的解放是与中华民族解放分不开的。所以在汉族方面,今天应该是"回汉平等","团结抗日";在回民方面应该是"回汉合作共同抗日"。"抗日救国是当前主要问题,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及回民才有出路,这是回民解放的"必由之路"。
  
  甘工委与谢觉哉领导的八路军驻兰办密切合作,领导和推动甘肃回族抗日救亡斗争不断深入。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培养民族干部,党组织积极物色并培养回族青年入党,并在回族中建立党的组织。时在兰州中学读书的杨静仁、鲜维峻、马明德、安文蔚等回族青年,思想进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反映工农群众的苦难。"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建立后,杨静仁、马明德等经常前来借阅马列主义读物和进步书籍,多次受谢觉哉的教诲,政治觉悟提高很快。l937年10月,由吴鸿宾介绍,甘工委吸收杨静仁、鲜维峻、马明德3人入党,并经党组织批准,由他们3人组成"中共兰州回民特别支部",鲜维峻任书记,马明德负责组织,杨静仁负责宣传,由甘工委直接领导。在甘工委培养下,又先后发展安文蔚、米再芾、马大澧等回族青年入党,由兰州市委组织委员赵子明和兰州回民特别支部帮助成立党小组,并组织学习与活动。为了加强对回族聚居的广大农村的民族工作和抗日救亡,甘工委和八路军驻兰办一方面加紧对回族干部的培养,一边请求中央"能够多调几个回民干部来",充实和加强党对回族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先后派张杰(又名马恩科)、金少伯(化名金三津)、闵毓华等3名回族党员来兰州工作。甘工委于1938年5月派张杰、金少伯到榆中开展工作,由张杰任榆中县委书记,公开职业是朱米沟回民小学校长;金少伯协助张杰工作,公开身份是大壑坝回民小学教员。他们在加强党员教育的同时,逐步发展组织,在农村包括回民聚居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和发动群众。在陇南回族聚居地徽县,在中共西北局和甘工委部署下,l939年夏,徽县党支部书记吴治国介绍东关回民小学校长周冠军入党,他积极配合党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先后发展苏贵营、马继良、赵良璧等回族同志入党。l940年榆中党组织暴露,张杰、金少伯受派遣来徽县工作。到1945年秋。徽县党组织中已有回族党员9名,成立了回民党支部,下设两个党小组,由担任县工委军事委员的周冠军领导。在平凉地区,中共陇东地委派曾任晋绥区党委青工委书记的回族马寅到平凉市委任宣传部长。他以陇东伊斯兰师范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在学生和教员中开展工作,发展回族学生沙里士、定兴武等加入党组织,促进了平凉地区回族抗日救亡活动的发展。l939年夏,他利用组织学生到海固地区宣传的机会,组织学生宣传民族团结,抗日救国等。同时还调查海固回民起义失败的原因、经过及被镇压的实际情况,写出调查报告呈送党中央。有回汉学生读书的平凉一中,学联主席李振涛组织学生宣传联合抗日和八路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当时任该校训导主任的吴鸿宾大力支持学联的救国活动,并输送一批进步学生赴延安学习。他还帮助回民上层人士创办了一所回民小学,受到当地回族群众的信任和拥护。1941年12月,中共陇东地委派回族党员沈遐熙以特派员身份到张家川回民区发展地下党组织。沈遐熙按照党组织"钻进去,扎住脚、往上爬,展开来"的工作方针,经马德魁阿訇介绍,落脚在回族农民马清家里,逐步打开工作局面。1942年7月,沈回陇东地委汇报工作,并按"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新方针,在张家川农村、城郊及陕甘边界有计划地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先后发展马德昌、马德魁、马子裕等回族群众入党。到抗战结束时,张家川已有党家沟、金家渠、杜渠、兰家4个党基层支部共24名党员,基本j_二形成了一支精干隐蔽的地下战斗组织,并将工作开展到秦安县和陕西陇县。此外.甘工委还曾先后派遣部分党员到临夏地区及马家军队中开展工作。党组织在回族中的发展和回民干部的培养,使甘肃回族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坚强领导和正确发展方向。
  
  全面抗战爆发不久,甘肃回族很快建立了抗日团体"回民救国协会"。并连续发表通告,号召广大回族同胞积极行动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在第二号通告中指出:"欲免沦亡,只有兴起抵抗倭敌的侵略,才是我们的惟一出路"。甘肃国民党当局十分害怕少数民族抗日救亡活动的兴起,蛮横规定了"回教人不应单独成立抗战团体"的训令。针对这种情况,甘肃工委提出利用回族群众中原有的组织充实抗日的内容来开展工作的计划,在吴鸿宾建议下,兰州回民特支利用l935年成立的"伊斯兰学会"团体的形式,联系兰州回族同胞,开展抗日救亡。杨静仁等一批热血青年迅速在兰州大中学校的回族师生中发展会员70多名。他们成立了理事会,由马明德、杨静仁、鲜维峻等回族党员和回族中的进步青年担任理事,马明德任理事长,使伊斯兰学会这一原来的学术团体成为兰州地区回族青年的抗日救亡的爱国组织。他们通过举行座谈会、办壁报、发传单及深入回民聚居的场合演讲等方式,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寒暑假中,学会成员组成各种宣传队、宣讲团前往回民聚居的临夏、固原等地,以"灌输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为宗旨",通过办夜校、讲时事、绘画等形式,开展抗日宣传,受到广大回族群众的热烈欢迎,使当地"人心立为振奋",抗日爱国思想厂+泛传播开来。
  
  "甘肃回教教育促进会"原名"兰州回教劝学所",是l913年由回族人士蔡大愚和马邻翼倡设的,是中国活动历时最长的回族社团。抗战初期,促进会掌握在国民党顽固分子手中,对伊斯兰学会的抗日救亡活动非常仇视,并散布流言和极力阻挠回族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兰州回民特支制定改选促进会计划,通过甘肃学院回族教师吴鸿业召集兰州十四场回族群众大会,提出改组建议,得到回族群众的拥护。改组后的促进会更名为"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领导权实际掌握在党和进步分子手中.使该组织成为领导甘肃回族人民进行抗日的中坚力量。新促进会多次派人深入省内各回民聚居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受到群众欢迎,并纷纷派代表来兰州要求帮助。很快在榆中、永登、靖远、定西、静宁、平凉、固原、海原、泾川、天水、清水、徽县、成县、武都、临潭、岷县、武威、酒泉、张掖等20个县相继成立了"回民教育促进会"的分会。促进会在各地办回族文化教育并进行宣传抗日活动。创办《回民青年》、《回声》等刊物宣传抗日。杨静仁曾以促进会主任委员身份,赴榆中、平凉等地指导工作。各地分会的领导也多由回族地下党员或进步人士担任。促进会及各地分会对推动全省回族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还邀清来兰州的进步学者、作家作报告,扩大抗日宣传,如历史学家顾颉刚做过学术报告,张仲宇讲过民族问题,茅盾做过"抗战与文艺"的专题报告。l938年,杨静仁、鲜维峻赴武汉,并与中国回民青年抗日救国会取得联系,并决定在兰州成立甘肃分会,进一步在回族中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1939年11月27日晚,敌机大规模夜袭兰州;12月26日.敌机又连续对兰州进行狂轰滥炸,损失惨重。市内回民住区."大半沦为废墟,妇孺流离失所,少壮生计停顿,为状之惨,奠可言喻"。敌人的暴行并没有吓倒回胞和大众,相反,"沉睡着的教胞们个个警醒过来","一跃而起,摩拳擦掌地准备着担当大时代付给他们的重任。准备着予打击者以打击!无论敌人怎样狡猾的施其挑拨奸计,教胞们都有明锐的目光和辨别力,那是祖国,那是敌人,那是生存,那是灭亡,以及敌人所加于我们的无法忍受的侮辱和暴行,不消说,早在脑海里嵌入了极深刻的创痕,这一创痕永远不会磨灭"。于是,回族知识青年都坚守住自己的岗位;缙绅阶级也都在不同的方式自动地参加到抗日的队伍里来,无论在领导回民服兵役或捐献资财报效国家方面,都有着不少惊人的表现;分布在兰谈得州市区l4座清真寺的各教长,在每周聚礼日,也把抗战作为他们说教的材料,甚或教长们还倡导集体献金,并诵经祈祷抗战的胜利。因而,兰州回胞大众的热血随着敌机的炸弹而沸腾起来。面对敌人的暴行,甘肃省难民救济委员会遂于l940年元月连续召开委员会议,商讨救济办法。杨希珍、王清兰、马玉田、石觉民、丁围华等委员积极行动,并商讨决定一是再行筹募赈款救济被炸及来兰难胞;二是举行小本贷款,并拟订贷款章程,以扶持赤贫及缺乏谋生技能的难胞;三是聘清白崇禧、马麟、马鸿逵、马步芳等为该会名誉会员.以扩大该会影响。回民同胞通过恢复生产的救济办法来减轻国家负担,解决回民难胞生计,无疑问接地支援了抗战。
  
  回教救国孙会甘肃分会由杨德亮主持会务,亦积极推动回族民众特别是青年从事抗战建国工作。"甘肃回教青年因杨氏而得献身抗战者为数甚众"。地处甘肃临潭的伊斯兰教西道堂,为适应抗战救亡的时代要求,在其自办的临潭县第二小学和启西女校进行抗战救亡教育。启西女校的学生出动宣传队,经常演唱"洮水涌朝日临,回民儿童的大本营。说的是中国话,凑的是中国书,我们不讲狭隘民族,我们不分任何界线,过去的畛域完全要把它铲除。读书是天职,扫除边区的文盲,同学们携起手,向前进!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将来献给国家民族!将来献给国家民族"的校歌,以启迪民众,激发汉、回、藏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1940年11月,西道堂派代表携带慰问抗日将十的礼物,前往重庆,以表甘南回族人民抗战的决心。在回民聚居的临夏,伴随回民教育的发展,回胞日益觉醒,如云亭中学平时对于抗战宣传尤为重视,印制壁报,流动演讲以激发回胞的爱国抗日情绪。临夏回胞还自动组织甘宁青慰劳团,由团长马玉华、丁有禄率领团员马万禄、马文明、李恩华等人。向三省长官献旗致敬,并慰劳各部队抗日将士,在沿途各地由团员李恩华向广大回胞进行演讲宣传,效果良好。
  
  甘肃工委还对国民党在西北回族中的军政要人及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曾派王建三、王儒林到马家部队中做工作,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马鸿宾、马步青、马步芳等人也都赞成共同抗日的主张,并派部分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作战。回族开明人士、省政府参议员马凤图先生在民族、宗教、国共合作与共同抗日等问题上,赞同和佩服我党向国民党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提出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谢觉哉曾多次会见马凤图先生,与他交换对民族、抗战等问题的见解。在我党影响和安排下,他率领批回民前往延安参观,受到延安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他的这一行动,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很大的宣传作用。为了争取甘肃回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合法化,甘工委曾派杨静仁、鲜维峻赴武汉向蒋介石献旗。之后又去宁夏、青海找马家为回民抗日救亡工作募捐经费。这些统战工作对争取甘肃及西北回族上层人士参加抗日发挥了一定作用。甘工委书记孙作宾1939年在延安所写的报告中说:甘肃"回民的参加救亡的积极与内部的团结精神,在每个运动中都可看到他们的特性、战斗精神与顽强性"。可见,甘肃回民的抗日救亡斗争不仅广泛深入,而且很有成效。
  
  宁夏地区早在抗战前夕,党和红军就曾建立过豫海县回族自治政权。l937年冬,在中共宁夏工委的领导组织下,在原宁夏省立实验小学高年级学生基础上,成立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宁夏还成立回协,发展会员23700人,曾举办抗战训练班,组织阿訇宣传团等,进行抗日宣传和民族教育活动。著名回族学者虎嵩山在他所在的吴忠中阿师范学校这个宁夏穆斯林的最高学府组织各种抗日活动。他规定每天早上礼拜结束,全体阿訇和学生要参加升旗仪式,利用升旗机会,他和教师们轮流宣传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揭露敌人的侵略暴行。他还指导学生每周出一次墙报,举行一次演讲会,内容都是有关抗日救国方面的。他利用聚礼日讲话的机会,引用《古兰经》、《圣训》动员穆斯林群众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特别是他亲自用阿拉伯文写了一篇反对日本侵略的祈祷词,加上汉译,用尺五见方的白纸石印成宣传品分发各清真寺,要求聚庥宣读讲解。他还常以"国家兴亡,穆民有责"号召大家抗日。
  
  在原西吉、海原、固原等县回民聚居区,l938、1939、1941年接连爆发了由马国辚、马银贵和马思义领导的三次以反对国民党统治、要求组建回民抗日武装为目的的回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们在马思义带领下,奔赴陕甘宁边区。l941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马思义时说:"你们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次运动中都起过一定作用,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可是你们的革命都失败了。现在你们海固回民的革命也失败了。你们这三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你们应当记住这一教训今后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共产党也一定帮助你们回族人民得到解放,让你们过自由幸福的生活。正由于马思义率领的起义军接受了党的领导,才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在党的领导下,把海固起义军改编为回民骑兵团.并派卫一吾、杨静仁、鲜维峻、马克、何仲发等回民同志到骑兵团工作,加强了对骑兵团的领导,马思义被派往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党的关怀帮助和不断培养教育下,回民骑兵团不仅逐渐成长为一支抗日武装,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回族干部,如骑兵团的马思忠、马启新、马同近等,后来都成长为党的高级民族干部。
  
  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青海,除了派骑兵师开赴抗日前线作战外,还曾通过组织动员回民青年参军,发展文化教育等方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抗战期间,西宁市无论大中小学的回族及各族学生完全实行军事化和劳动化,身着军服、绑腿,接受军训。这对于组织和推动当地抗日救亡工作,确实发挥了导向宣传作用。
  
  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等均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辛亥革命后,新疆在杨增新、金树仁等军阀统治下,各族人民深受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等错综交织。1931年以"小堡事件"为起因,爆发了各族人民起义,金树仁派军镇压,起义首领和加尼牙孜向"河湟事变"后驻扎在河西走廊的马仲英部求援,马仲英与和加尼牙孜联合进攻金树仁,曾一度围困乌鲁木齐。1933年,马仲英等部进军南疆,直逼喀什。与此同时,英帝国主义利用新疆局势混乱之机,于当年2月策动大土耳其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在墨玉县发动武装叛乱,攻占和田,宣布建立"和田伊斯兰教共和国",自称"和田王"。5月,喀什地方豪强乌斯曼部攻占疏附(喀什回城),马仲英部攻占疏勒(喀什汉城),伊敏陷莎车。ll月,在英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沙比提大毛拉在喀什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国,投靠帝国主义。1933年4月,金树仁政府中的部分青年军官及驻防乌鲁木齐的"归化军"发动军事政变,赶走了金树仁,推举盛世才为边防督办。年底,马仲英进攻乌鲁木齐,被盛世才击败后退往南疆。l934年,马仲英与张培元余部杨正中会合,消灭了分裂祖国领土的喀什沙比提大毛拉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教共和国",控制了喀什。不久,马部退往和田,赶走"和田王"穆罕默德。伊敏,消灭了"和田伊斯兰教共和国",统治了和田地区。接着盛世才打败了马仲英,统一了新疆。
  
  盛世才上台后,曾有进步和亲共亲苏表示,一批苏联专家、技术人员和中共党员先后来到新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帮助下,l935年,盛世才还提出具有进步意义的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等六大政策。这有利于配合全国革命的总形势。"七·七"事变后,新疆维、回、哈萨克等各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的号召组织下,以及"巩固后方,援助抗战前线","一切为着抗战胜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的口号鼓舞下,积极投身支援抗战的救亡运动之中。先后成立后援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进行抗日宣传、募捐。著名的回族教长马良骏在新疆第三次声援抗日大会上慷慨陈辞:"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日本,我们要一致抗战。我虽然是一个七十岁的老朽,我愿率领全疆回族同胞为救国而战。"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始终致力于促进回族文化事业,兴办学校,请名人学者作抗战时事报告等。l938年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成立,一批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进入新疆,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使新疆成为重要的抗日后方基地。在1937年9月至l938年6月,全疆维、回、哈各族人民共捐款合大洋60多万元,购买10架飞机及军火,飞机命名为"新疆号"支援抗战,这些飞机在1939年8月全部投入武汉保卫战。1943年,又开展一县一机运动,一年中全疆共献l44架飞机款。同时,新疆还成立了募寒衣委员会,想尽办法支援同日寇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938年7月底,全疆维、回、哈各族人民专为八路军筹做皮大衣3600多件,转送延安。l938年至l939年间,累计筹捐皮大衣5万余件,还有大批医药和l0吨白板纸运送到延安,支援八路军抗日。
  
  在敌占区河南、安徽、湖北一些回民地区,也有党所领导的回民抗日救亡斗争。在河南,穆青、白健、郑健、苏坤等不少回族爱国青年投笔从戎,冒险穿越敌人重重封锁线,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和抗日斗争,1938年,中共河南省委派回族党员马庆华等同志到民权县开展建党工作,他们很快建立了民权县道南和道北两个党支部,并成立中共民权县委。后来,马庆华又担任睢(县)、杞(县)、太(康)地区游击队政委、水东特委书记。率领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击敌人,破坏敌军事运输,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扩大力量团结抗日做出了贡献。l939年8月在一次伏击敌人的战斗中,年仅26岁的马庆华不幸中弹牺牲。在南阳,回族群众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自发组织回教救国协会,建立武装,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南阳沦陷后,南阳县石桥镇组建回族抗日武装,运用游击战术,采取"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的策略,不断消灭日本侵略者的"尾巴部队。"黄池陂回民村的群众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日本侵略者妄想消灭这支回族武装,虽两次组织力量向该村发动进攻,都遭到回族群众的奋力抵抗,加上汉族村庄的支援,使敌人始终未能占领该村。此外,在豫北博爱及商丘、洛阳等地,也都有回胞及其武装伊斯兰大队的抗日斗争。
  
  安徽东部淮河流域的二龙地区回族人民面对日寇的侵略,同汉族人民团结战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l938年,新四军第二师从大别山转战至皖东津浦路西,师长谭震林与陈先等同志到二龙回族地区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二龙地区回族群众群情激昂,积极为抗日出钱出力,回族青年纷纷要求参军,并于同年9月成立二龙回民青年自卫军,打击土匪恶霸和骚扰日寇,为开辟抗日根据地作准备。1942年二龙乡改为二龙回族自治区,近百人的回民青年自卫队改编扩大为一支独立的回民武装队伍。第二年组成清真营,下辖两个连。他们不仅多次参加战斗打击敌人,而且为正规部队输送了一批骨干力量。安徽蚌埠、安庆、定远等地回民素有经商特点,一批善于长途贩运的回民,冒着生命危险将食盐、布匹、百货、西药、土硝等物资运往游击区,转手于抗日战区,为前线抗战出了力。
  
  抗战爆发后,中共湖北省委于1938年7月重建了钟祥县委。武汉沦陷后,钟祥县委决定筹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抗战。并在九里冲杨岔洼举办党员于部训练班,学习党的建设和游击战术,培养抗日骨干。为响应县委号召,马伯恭、马元成、马玉堂、答秀政等回族党员和群众,冒险从国民党溃败士兵和地主武装中缴获一批枪炮,为创建抗日游击武装提供了条件。1939年初,日军占领钟祥,3月,根据县委指示,当地30多名回汉群众成立了九里冲抗日游击队,队伍迅速增至l00余名。后经上级指示,将这支游击队主力及其它武装一起编为"应抗四支队",留卢瑞祥、马天成等l2人继续在九里冲坚持游击战争。后来,九里冲游击队又编为新四军豫鄂边区警卫团,为边区根据地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l940年初,钟祥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檀合乡抗日民主政府在九里冲建立,由回民赵直堂任乡长,答汉臣任副乡长。他们又在九里冲建立区中队,以加强抗日力量。此后,游击队多次与回汉群众搬掉敌人据点,处决为敌服务的汉奸。如1940年春,在答汉臣和九里冲边畈、赵庙党支部的组织领导下,回族党员郭树才、答朝窗、马玉堂、马天明等人互相配合,借搬家之机,将作恶多端的汉奸李文茵、邬香保等人引出据点予以处决。接着回族赵光成等人又将汉奸刘国昌、日伪青年团长高康扬处决。区中队派答作师打入小张集敌人内部,配合手枪队镇压了王翻译。从此,汉奸特务再也不敢轻易出动。l941年秋,小张集党支部书记马天成不幸被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被敌人浇上汽油绑在树上滔活烧死。烈士弟弟马天云又报名参了军。回民青年赵光兴、赵光明兄弟俩互不相让,同时报名参军。九里冲回民除马天成外,还有答作洲、赵光兴、马吉成、马华山、刘秀山、赵光明、赵长思、答朝勤等人在传送情报、瓦解敌军、掩护群众和反"扫荡"等战斗中牺牲。这些感人事迹,充分体现了当地回胞高涨的抗日热情和对抗日武装斗争的有力支援。此外,洪湖县月堤、吕蒙口一带回民,在党的领导下多次配合游击队捣毁日军在长江沿线的交通设施;沔阳县回族青年在新四军围攻蕲春日寇的战斗中有数人为国捐躯等。回族同胞的这些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三、沦陷区和国统区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发起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之后,面临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无论东西南北,不分信仰民族,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无论在沦陷区还是国统区,回族人民出于中华民族的大义和强烈的爱国热情,抛弃固有民族隔阂的樊篱,不计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和各种艰难困苦,同样积极汇入抗日救亡的洪流,而且义无反顾、英勇慷慨地进行反侵略斗争。
  
  (一)国民党的"回教"利用政策
  
  同中国共产党以民族自决、平等为核心的民族政策相反,国民党始终不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时期,国民党对于回族,实际上执行的是大汉族主义前提下的"回教"利用政策。
  
  历史上回族人民曾长期遭受封建主义的阶级、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包括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孙中山也曾提出"五族共和"与"民族平等"的主张。但是在北洋军阀官僚政府统治下,从未真正实行过孙中山的主张,而"五族共和"并没有包括回族。他们实行的依然是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当时,不仅回族社团活动受到一定限制,而且不准回族的团体以同族或回民相称。如l912年几位回族先贤联合发起一个团体,为确定团体名称,有的主张称"回族",有的主张称"回教","见解不同,遂起争端。当时居正先生长内政,代我们固定'教'字,因之'中国回教联合会'的名称予以决定"。1927年蒋介石南京政府建立后,更是变本加厉,虽然标榜"民族平等,信教自由",但是,蒋介石公开讲"中国只有汉族","其他民族都是汉族的大小宗支",把回族叫作"宗教信仰不同的国民",而且禁止回回自称民族。就在1927年,上海马云亭、哈少甫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回教公会","本欲继民八旧名,称为'中国回民公会',马公与内政部长商洽结果,转之中央之命,改称'中国回教公会'批准立案"。在这种不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的政策下,回族人民没有丝毫的政治地位,"自民国以来,一切政府所制定的宪法约法与宪法草案等等,均未有规定回族的政治地位与应享的权利(虽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国民大会的选举法,没有回民的选举;一切政府所召开的主要会议与政府所设立的民意机关(如国民参政会),有其他民族代表参加者,但从来没有让公开代表回族的回民代表参加;中央政府没有管理回族事务的机关;中央至地方各级政权机关,回族参加的机会绝少,虽然是回族、汉族杂处,甚至回民占多数的区域,回族也没有参加政权的机会。更谈不到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回族人民没有民主自由,更没有权利以回族、回民名义组织团体与发表言论;在西北某些地区,回民至今还没有居住城市和迁徙的自由"。他们把回族问题看成宗教问题。他们一贯的控制政策是对于回族上层采取收买、勾结、控制手段,而对于广大回民则采取教育(汉化的教育);大汉族主义者还过分夸张回族的落后性,戴季陶甚至主张回回两字应加犬旁。l938年,国民党宁夏海原县长贾从城在编修《海原县志》时,即在回回民族的"回"旁加上"虿",写成"猖",公然侮辱回族。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继续对回族采取不承认政策。l938年7月26日,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第一届全体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蒋介石的"训词"中说:一般人"认为回教即回族,这种观念,对于整个之中华民族,影响实大。中国有许多宗教,佛教,基督教,回教,可以说都是汉族信仰宗教。佛教不能称佛民,耶教不能称耶民,那么回教也不能称为回民。若回教即回族,难道非回族人就不能信回教么"。1938年10月17日,蒋介石在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代表西北回教军民举行献旗典礼上,对全国回民的"训示"中说什么"我们中国的回教同胞,除一部分来自西域外,其余大多数还是内地固有的人民,实际上不过是信仰的不同,并没有种族的分别"。一些回族上层人物亦尾随蒋介石自称回教而否认回族,并大加引申和发挥。如马鸿逵在1941年出版的《回教青年》上发表言论,认为"回民是一种宗教,不是一个民族,和汉人皆是黄帝子孙,而信奉的宗教不同而已"。又说什么"历来的汉回纠纷,都是少数不明白的念经人(阿訇)讲错了教理,这些人往往念了一辈子经,终究没有明白,好像学中文的人把一辈子的脑力都消耗在八股文章及诗词歌赋上,结果酸气一片,什么都不懂得"。白崇禧也认为:"回族固然信仰回教,而非回族的人也可以信奉回教。若只说回族信仰回教,未免过于狭隘了,同时也可以说是根本认识的错误。信奉耶教佛教的人,我们不能称他是耶族或佛族,回教当然事同一理"。他还说:"过去常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回教徒可以单独构成一个民族,其实这是错误的,以中国而论,全国各地信回教的汉满蒙回藏都有,如青海是种族最复杂的省份,也是各方回教徒荟萃的地方,那里的回教徒有西藏人,有新疆人,有蒙古人,有汉人,还有少数的满洲人,可以说五族具备了,如果把回教看为是回族,不仅不合逻辑,而且把回教的精神,缩小成狭窄了。"所以他主张:"'回教'就是'回族',回族才能信奉回教,这种错误的思想,我们应该彻底地纠正,现在本人联想到本会的名称--回民救国协会--'回民'两字的涵义,是'回教人民'呢?抑系'回教民族'呢?从表面看很含混的,故我主张改为'回教救国协会"'。1940年9月6日,重庆各报刊载国民党行政院通令,说回民"除其宗教上之仪式外,其他一切均与汉人无异,实与信仰耶酥教天主教之教徒相同,故只可称为回教徒,不得称为回族"。当日各报的标题为:"回人应称回教徒,不得再称回族"。受其影响,当时不少报刊乃至回族同胞,也往往称回族为回教。不难看出,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待回族的政策,同此前的反动政府和统治阶级如出一辙。
  
  另一方面,在抗日图存危难之际,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既要倚重西北诸马军队参战,又要依靠各民族人民支援抗战,因而,在不承认回族为一个民族的前提下,又在拉拢回族上层的同时,也对回族人民尽量加以动员鼓励,也给予一定的地位和权利。他们不但肯定回族同胞在历史上的伟大贡献,而且称赞回族同胞身体强壮,勇敢善战,"在全国民众中亦甚杰出,尤其是有坚定的信仰与团结的精神,至为可以称述的民族优点"。提出:"我们的国家,既是由各民族各宗教组织而成,那么一切权利当然是要共同享受,可是一切责任也要共同担负,尤其是在这抗战期间,更要无分民族,无分信仰,大家竭尽精诚地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御外侮"。又说:"政府与回教要共同努力,上下一心,才能人尽其力,力得其用"。要求回族人民"更要以对穆圣的信仰服从三民主义,以爱护宗教的精神来捍卫国家"。l940年3月15日,《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登载了蒋介石《告战区回教同胞书》,其中提到:"迨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全国回教同胞一致兴起,或执干戈以卫国家,或尽力捐助以裕军需,或主持正义以正舆论,或教育子弟以待复兴。在此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交,无不思完成其历史之重大任务,凡所表现,不特博国人之敬爱,国际方面之同情,足使我国回教同胞,引以自慰者也。"
  
  这种既否认回族为一个民族,而又要求回族人民参加抗日救亡的政策,实质上就是"回教"利用政策。国民党官方否认回回民族的客观存在,虽然表面似乎回击了日寇的"回教"阴谋,实际J=="无异于在客观上替日寇分裂回汉的煽动造成有利的借口的条件了,事实上大汉族主义者否认回回是一个民族的说教,在汉人轻视回民与回民歧视汉人双方所给的影响,正如'火上加油',而日寇正利用机会煽动这个火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实质上国民党的"回教"利用政策反而便利了日寇"回教"阴谋的施行。虽然在抗战时期回族人民较前有了相对自由的待遇,但是,国民党既否认又利用的"回教"政策,无疑对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和限制作用。
  
  (二)北方沦陷区回族人民抗日情绪的高涨
  
  芦沟桥事变后,平津不久陷落,接着日寇大举西进、南下、进攻上海,直逼南京,把侵略魔爪由华北伸向华东,大有吞并中国之势。在此民族危亡之际,北平回民"感于生死关头已至",为御外侮,迅速组成"北平国民抗敌守土后援会"。在7月29日发表的《芦沟桥事变的通电》中表示:"悖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誓本牺牲到底精神,为我政府及二十九军后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援会"同北平学联、民先队及华北各界救国会等20多个抗日团体一起,深入大街小巷,进行抗日宣传,并共同发起成立了义捐团、慰问团、看护队、战地服务团,并捐资购买食品、衣物、用具送往前方慰劳抗日将士,表达北平回民抗日的决心和高度的爱国热情。在敌占领期间,北平回民从民族和国家利益出发,自发地同敌人进行不屈的斗争,据杨敬之《北方回教同胞之抗战情绪》所载,日寇侵占北平后,准备将北平西部的一块平原,南起广安门,北迄西直门,西至西山,包括土地五万坪,建筑所谓"大北京市",来容纳大量的日本移民,造成"北支那的政治根据地"。正好在日寇划定范围内的三星河,有千年来回族先哲的墓地,有各省回胞祖宗的坟茔,日寇要将这里铲平。北平回民终于忍无可忍,"再不能坐视它作践到祖坟上去",他们开会讨论,提出哪天日寇动工掘墓,哪天便是流血的同子。日寇得知有l4万之众的北平回民不屈的态度后,害怕了,便以工程师划错了路线为借口,"体面"地让步了。北平回回营的清真寺位于中南海大门的南路,是清乾隆年问为安置由新疆远来内地的回胞而修建的。北平失陷后,敌伪"建设总署"就修在清真寺的东面,它扩充衙门,三番五次向清真寺马阿訇要地,准备用滥发的"伪钞"购买"回民信仰的中心",由于受到回民们的强烈反对而只好作罢。杨敬之在北平的一位回族朋友的小妹妹,年仅十二三岁,见到从内地来的他了解抗战情况,便问:"先生!我们军队什么时候总反攻呀?"她还谈起她与同学们多么渴望中央军总反攻到北平,并说:"日本军队,驻在北平的很少呀!很是空虚的!中央不知道吗?"此时,北平已失陷两年多,而她亦是在伪组织设立的学校读书,可她反··日的态度却是这般明确坚定。北平警察局的侦缉队由于过去的负责人为回族侯松泉,凭他和马玉麟的关系,介绍了不少回民参加。"七·七"事变后,29军有不少干部化装成便衣队,带着武器进出九门。马玉麟时任侦缉队队长,他向队员们恳切地说:"我们是侦辑队,我们要为国家尽力去缉捕盗贼,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近来有好些人问我,29军的便衣队,随时出入内外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办的话。你们先问你们自己是哪国人?便衣队是不是能和盗贼相提并论?我们要甘心去做汉奸,不说便衣队,就是什么人也可以去捉捕。但是,为人要凭良心,汉奸是当不得的!侦缉队本来是丧天害理的职业,要当中国人的话,这一点天良都瞒昧尽,那我就没有话说了。"侦缉队终于没做一件亏心事,没当日寇的帮凶。1939年11月14日,伪回教青年团的团员在天桥万盛轩观剧,因小事与戏院方面发生严重争执乃至动武,青年团员6人受重伤。天桥一带回民小商贩以教友被殴而停业参加斗争,使事态扩大。
  
  械斗中有人呼喊侮辱回民的口号,引发全市回民的公愤。第二天上午,回民齐集天桥清真寺,决定到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请愿。16日上午,请愿的回民从天桥一直到广安门大街,向旧东北大学原址伪回教总会进发。回民代表上楼到日本人的办公室,介绍了事件的经过,希望回教团体(即伪回教会)帮回民说话,并提出惩办万盛轩肇事人,向全体回民道歉并登报声明,赔偿被殴青年团员医药费,担保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等五项要求。日本特务机关顾问高垣信造,教官中村义一等认为曲在回民,并将回民代表斥逐下楼。楼办公室是伪回教会中国职员工作的地方,代表们对职员说:"我们和l71本交涉破裂了!我们走吧。"职员齐声称好,l0多个人退出办公室并边走边说:"谁再来回教会做事,谁是汉奸",然后参加到请愿队伍中来。日本人见此大怒,对一位青年职员说:"你是回教会的职员,你不能在这里,你得出来!"这位青年坚定地回答:"我前一分钟是回教会的职员,现在我是请愿的民众,请你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逐一答复,不然,我们有我们处理的方法。"日本人见状不妙,以为回民要暴动,遂打电话请日本宪兵前来镇压未果,只好从后门逃之天天。于是"日本人逃走了"的消息不径而走,传为美谈。日本特务机关负责人喜多诚一,一方面对其属员以处理不当为名加以训斥并令其回国,另一方面又发出布告,劝原在回教会工作的回民职员回会办公,布告先是贴在办公室,没人搭理,后又重新贴到大门外,走过的回民见到布告,彼此说:"日本人想要利用回教的阴谋,现在揭破了,日本的虚伪,只有利用'力'才可以击毁它!"本来是北平回汉民间的纠纷,由于日寇的蛮横,终于演变成北平回民一次有力的反··日斗争。侵略者苦心经营两年多的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由此宣告总罢工,伪回教青年团也宣告自动解散。
  
  日寇还以"经济提携"为名,在平津一带进行所谓的"商业组合",来榨取回民。平津的牛羊屠宰业向为回民所专营,获利较丰,日寇对此垂涎三尺。l939年8月,日寇巧立名目,在北平进行"牛羊组合",抬出一位姓满的做傀儡,用强制手段,企图将牛羊的全部宰、贩、卖经营,都由"组合"垄断。每月除提出百分之三的纯利给姓满的傀儡外,其余全归日人。将要失去生计的牛羊行回民不禁产生疑问:日本人今天入回教,明天办回教会,后天去朝觐,最终目的不过是想吸我们的血!"新民会"的汉奸们宣传说:"只有日本人是中国的朋友",难道他们的祖宗是日本人?十几个青年越想越明白,越明白又越气愤,遂手持尖刀来到"牛羊组合"的办事处,见到满某,一个回民青年一刀挖出一只眼珠,又割下一只耳朵,血淋淋的提起径直到法院自首。日寇明知这是回民向其示威,但又无正当理由处置,只好让其在法院暂时候审,最终,经全体回民保释出狱。日寇精心策划的"牛羊组合",想以此"掠夺回民生计的梦想,被这一位民族英雄静悄悄地打得粉碎"。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以各种形式加紧搜刮占领区人民。敌寇在华北占领区对回民所实行的徽章捐是其一重要侵略步骤。敌人将回民各户分作四等,准备给每户发徽章一枚,徽章上印有甲、乙、丙、丁不同等级,接到甲级徽章的每年交纳3000元以上捐款,乙级2000元以上,丙级l000元以上,丁级500元以上捐款。同时,还有所谓飞机捐和每家一元的献金运动等。广大占领区回民英勇斗争,严辞拒绝,使日寇的掠夺政策屡屡受挫。
  
  日寇进攻包绥时,包头回民在原"回教公会"会长穆生荣等爱国志士的倡导下,于l937年10月组成"西北回民救国会",发表《告西北回民书》,强烈谴责日寇侵占包头、绥远。呼吁西北回民立即行动起来,"踊跃输将,自动捐助","来挽救国家和民族之危亡"。包绥失陷后,一支来自甘肃、宁夏的回民骑兵武装,为阻止日寇西进和南下,在绥西坚持抗日,西北回民救国会通电全国,高度赞扬他们英勇杀敌的精神,并将各地回民的募捐,不断"汇交绥远军民联合委员会,收转前方将士,以便慰劳之"。绥蒙一带的皮毛业大都由回民经营,他们将西三盟及拉卜楞一带的皮毛运往天津销售,同时又购湖北砖茶运往西北。战前大约砖茶一块值羊皮一张。日本侵占绥蒙后,用统制之名剥夺回民经营权,在天津设立"大蒙公司",又在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设分公司,控制了皮毛贸易,强行一块砖茶换羊皮五张。北平至宁夏磴口问传统的西北商货运输业,系由张蒙一带回民骆驼运输队包营,日寇通过"运输组合"又垄断了运输业。失去生计的回民由此陷入饱暖无着、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愤怒地说:"回回已经没有路可走!"不少人表示卖掉骆驼,"把家安置好,打游击去!"
  
  绥远虽陷敌手,但此地为西北屏障,又回民较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为组织当地回民,于1939年派干事任振华、赵德贵前往筹备分会,开展工作。时五原失守,战火日烈,任振华经宁夏冒险前往绥西,招集回胞商议成立分会,回胞闻讯,"均兴奋不置,乐为赞助"。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绥远省分会遂于1940年4月19日正式成立,从而有组织地进一步开展抗日斗争。
  
  在冀鲁各地,除回民支队武装抗日之外,回民自发的抗日救亡从未间断。在沧县日伪所办的"青训"中,有不少回族农民青年被迫参加,他们对杨敬之说,参加"青训"是没有法子的事,它们"大概是要利用咱们去打中国吧?前几年用朝鲜人来打我们东北,打我们的长城。芦沟桥事变后,又用东北的伪军和'蒙军',来打我们的华北、打西南。"并说他们的手段固然太狠,"我们却有我们的主意"。这些回族青年所说的"主意"就是希望早点发枪,见机消灭日伪,然后开走,并表示"我们大伙儿已发过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山东有一位回族老先生,过去与现任山东伪省长私交甚厚。伪省长就职后,再三约请老先生出来为日伪做事,被坚辞拒绝。他说:"我过去没读过书,但我知道做人之道。国家平时对我们不错,一旦国家有事,我们年纪老了,不能为国家出力,已经很惭愧,要是掉过头来,背叛国家,我虽然没受过教育,这事我碍难从命。"伪省长又以私人名义送给老先生l000元联钞,企图拉拢。虽然当时老先生家中靠典当衣物度日,但仍被他拒受。济南的纱厂有2000多名回族工人,日寇占领工厂后,却虚伪地去对回民进行宣抚,说什么只有皇军才是解除中国人痛苦的军队,最后给回民工人每人一把栗子"做宣抚的恩惠"。一个来自滕县的回民说:"这不是咱们家乡出的栗子吗?他妈的拿着咱们的手拇指塞进咱们的嘴,这算是施了大恩!"另一个因日寇入侵家破人亡后前来做工的来自济宁的回民,宣抚的日寇走后说:"这个就是那年冲进我们的家屋,杀我哥哥的人!我哥哥的仇还未报,我们来吃他的栗子?"日本侵略者用一把栗子来宣抚,却忘了它曾用大炮、炸弹毁灭了多少百姓的家.杀戮了多少亲爱的弟兄。所以,侵略者宣抚的效果,只能激起回民同胞的新仇旧恨,积聚更为强烈的怒愤。
  
  在离济南不远的一个乡村,因游击队队长是回族人,所以在清真寺埋锅造饭。第二天日军追来包围,游击队早已转移,日寇只搜得清真寺的老阿訇并带到军营拷问:"你通'匪'吗?"老阿訇答道:"我只知道他是穆斯林,他逃难打这儿过,我不能不管他,回教的互助,是助人的主要条件。"敌人又问游击队现在去了哪儿?是否还有"匪徒"藏匿?老阿訇回答说:"啊!先生,你们恐怕不知道我吧?我认为要帮助的不管你说是'匪'或者比'匪'更可怕,我还是要帮助。你要我不帮助,你尽可把我杀掉。我已经七十一岁,只要真主口唤一到,我只有顺命。但是我要说明的,在死之前我要说明的,它是游击队,并不是'匪'!好,你可用你的军律了,我对于死是并不恐惧的。"这位可敬而坚贞的阿訇的态度,不正是沦陷区绝大多数不屈的回民对敌立场的缩影吗?
  
  有一位早年毕业于北大的回族教师,在家乡德州沦陷后,南下途中困于鲁东躲了一年多,敌人知其办教育多年,遂多次派人邀其出任某县中学校长,并许以高薪。他不为所动,举家外逃,以出售土布料为生,常以不能为国出力而惭愧。许多没有来得及南逃而滞留沦陷区的他的回民同学,有的以贩卖白菜度日,也遭日寇搜查,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时时想着逃出火坑,南下加入抗战行列。在北平,不少回族青年告别家乡父老,化装逃出,南下参加抗战。日寇发觉大批回族青年离开北平,便把西北学院一位负责人传去问讯,为什么将这么多有用青年放走,你是为南方作工作吗?这位负责人从容地说:"我连我自己的自由,都没法支配,我还能支配到人家的自由吗?事变到如今已一年多,而回族青年却拼命要离开这锦绣可爱的古城,这理由你们难道还不知道?你要是杀掉我,要走的还是要走,我没法说明理由。"日寇本想用威胁他来防止青年南下参战,没料到威胁不成,反被这位教员不软不硬的回答顶得无言以对。
  
  在北方沦陷区的一座回民学校,学生在家里收到国内无线电广播中抗日的消息,用铅笔记在教科书中的空白处,或写在笔记本上。第二天上学时带到课堂上,在第一节课上I71文的时候一个传一个地阅读,日本教师看到学生个个埋头专心听讲,非常高兴,有时竞得意地对同学们说:"你们要是这样用功去,你们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东亚的回教人才。"学生在敌伪的学校里,尚能如此关心祖国命运和抗战动向,这不啻是对日寇奴化教育莫大的讽刺!
  
  在北方各地,无论哪一方清真寺的沐浴室里,随时可见到手提汤瓶须发斑白的教胞,彼此互相告知了解到的抗战消息。这个说今天云南无线电报告:"广东我们打了大胜仗,小日本又死一万多。"那个插话道:我的大小子有信来,他已从广西军校(即中央军校第六分校)毕业了,听说要到南宁去做"大买卖"。另一个又说他的外甥来信,他们的伙计都到西北去了。日本侵略者最初曾提出"回回并不是中国人"的口号,企图挑拨中华民族彼此间的感情,这个口号令广大回胞愤怒,认为是一种侮辱。"我们是中国人,你们是日本人"这两句平实而简单的话语,却将回族人民在日寇挖空心思抛售的阴谋伎俩面前,不受所惑的坚定民族信念清楚而明白地表达出来。
  
  日本侵略者面对华北各地解放区战场的开辟和在八路军直接帮助下,各地回民纷纷组织抗日武装的局面,又恶毒地策划"募集"回教军两千人,以"剿共"为名成立所谓"回教大队",实行其"以回制回"的政策。这一阴谋遭到敌占区回民的揭露和坚决反对。敌人后来又策划将华北回民集体移民满洲的阴谋计划,准备每年移民l000至5000户,而且强令华北占领区的回民"承认情愿移民满洲"。由于广大回胞的强烈反对和斗争,敌人这一企图削弱回民反··日实力的移民方案终成泡影。
  
  在豫鲁苏皖一带,早在沦陷前的台儿庄第二次大会战前。由刘景亮等回民军官报准组织豫鲁苏皖边区民众抗日救国军,共有5万余人,回民居其大半。徐海撤退后,这支抗日力量留在敌后,继续同敌人作战。他们克服诸如被敌阻隔、军火不济等种种困难,反而愈战愈勇,成为四省边区民众抗日的主力。
  
  在北方沦陷区,像上述回族同胞在各地同日寇的斗争及其反··日情绪的事例,确是随处可见,不胜枚举。我们从上述几例中,已经清楚地看到,尽管日寇绞尽脑汁愚弄、欺骗和分化回族同胞,尽管日寇凭武力优势奴役、压迫和屠杀回族同胞,尽管回族同胞在敌人的占领下辛酸备尝、冻馁交侵,朝不保夕,但是,他们没有害怕,没有屈服,没有上当,没有与敌同流合污,助纣为虐。相反,他们对日寇的狼子野心越来越清楚,到处弥漫着与时俱增的反目情绪,并付诸行动,用特有的方式给敌人以反抗、打击和斗争。从知识青年到农民、工人,从少年学生到老人、阿訇,从知识分子到商贩运夫,从小姑娘到妇女,无不心怀国家、民族,不失救亡图存之志,即使被迫在敌伪机构做事的大多数回民,仍然未泯良心和民族观念,发誓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沦陷区各地各界回胞这种坚贞不屈、英勇抗敌的斗争活动,正是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精神的局部凸现。
  
  (三)国统区回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1.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成立
  
  在国统区,随着抗战全面展开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回族同胞积极行动起来。为了支援前线,救济难民,1937年9月,在南京成立了以白崇禧为主任的中国回教劝募总会,并在各地设立分会,开展工作。为了普遍动员全体回胞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粉碎日寇对回族同胞的分化阴谋,成立全国性的抗日民间团体成为回教界的愿望。于是,国民政府与回教领袖对此取得共识,决定在郑州发起组织全国统一的回民救国协会。1938年3月,白崇禧在《回教大众》上撰文指出:"动员广大的民众来参加战争,是当前救亡工作的中心任务。可是怎样去动员广大的民众呢?特别是怎样去动员我们的回教大众呢?首先,我们要提高我们回胞大众的政治觉醒。为此要做的,第一是,消除回汉隔阂,第二是消除教内派别,要达到上述目的,还要普及教育,才能履行和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在此基础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便应运而牛了。1938年,白崇禧等人在汉口以时子周已经组建备案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为基础,以原名称成立全国性的回民抗日团体。推举白崇禧为理事长,时子周、唐柯三为副理事长,后武汉陷落,协会迁往重庆,由唐柯三入川主持会务,后"协会"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协会宣言称:"全国一致抗日之际,我教胞忝为中华国民,爱国怎肯后人;趁此机会,若不团结奋起,以表现我回教之精神,保持我回教之荣誉,不特为人格之污,抑且为宗教之辱。"并提出要发扬回民"勇于牺牲,坚于团结"的精神,与日寇斗争到底,"在教为教中基础,在国为国家干城。"号召回胞发扬爱国与爱教相一致的品德,积极投身抗战救国工作。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领导回民进行抗日救亡的民间团体,协会总部下设三大职权组和五种业务项,组建了"伊斯兰世界问题研究会"及"西北问题研究会"、"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青年服务团"、南北两路抗敌"巡回工作团"、"编译委员会"等组织。并在各省设有"协会"分会,各县设立支会。协会组织发展很快,到1940年时,已在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西康、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山西、河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湖南、安徽、重庆、香港等20个省市成立了分会,在各省市所属各县镇成立支区会已达300余处。另外,当年10月陕甘宁边区也成立了"协会"的分会;而其它如河北、广东等沦陷区各省分会亦正在筹备之中。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初期的抗日救亡工作主要从组织、调查、宣传、教育、救济等方面开展。组织就是联络团结全国回民,建立各省市分会及各县支会。调查集中于回胞人口及分布状况。当时一般通行的说法是教胞人数有5000万,但此数确否无法肯定。而弄清回族人l21的数量及分布,是了解回族力量、开展抗日救亡的基础。当时,制出回族人l 71调查表,由各分会、支会通过各地清真寺详为调查登记,内容包括户口、清真寺、学校、回民经济状况、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宣传工作围绕抗日救亡和揭露日寇分化阴谋展开,在国外就是派遣访问团,如近东访问团和南洋访问团(详见外交篇);在国内通过办刊物,如协会办有《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回教文化》和《回教妇女》(1945年创刊)外,陕西、云南、福建、宁夏、湖北、安徽等省分会亦发行战时刊物展开普遍宣传。同时开展的日常宣传,主要是利用国家及宗教节日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编制壁报,组建歌咏团,演出救亡剧如《国家至上》等。此外还曾组织"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赴西北回民聚居区开展工作。教育方面为改变回族教育落后状态,造就抗战建国人才,大力扶持现有中小学,同时又发动各分支会,普遍成立回民小学校,计划每一个清真寺设立小学一所,l940年时已建有此类小学60处。并且特别重视成人教育,商请复旦大学成立垦殖专修班,以造就回族技术人才;设专科以上回族学生奖助金,以扶助回族大学生免失学业,每期资助50名,每名资助40元;对全国各教长、学经生分期进行短期训练,由达浦生在甘肃平凉筹办进行。另外,"协会"还从敌人炮火下把北平的成达师范学校迁移到桂林,把西北公学迁到兰州与成都,以继续发展回民教育。救济工作包括战地服务和难民救济。战地服务如组织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和南北两路战地巡回工作团,在前线进行宣传、慰问、劝募及侦探敌情,破坏敌人交通等;难民救济如"协会"极力请求政府筹款施赈。"协会"还制定主办难民工厂办法,颁布实施,并在桂林、邵阳及成都设厂,拨给一定款项进行生产救济。又在湖南、广西、甘肃等省创设义民工厂,在各省举办小本贷款,以扶助回族难民生活并开展生产;在西南各省公路大站委托设办清真食堂,便利回民行旅;在西昌设牧织生产社,在各省分支会倡导消费合作社,以裕回民生计;在重庆创办永济医院,救济抗战家属及回汉赤贫。亦曾对各地受敌轰炸或坚决不同日寇发生联系的回族义民进行救济。新疆事变时,万余哈萨克同胞举家携妻子儿女和牛马迁到甘青边界,除两省进行赈济外,协会理事程增光,曾携募赈会20万元前往慰问赈济。
  
  此外,"协会"还积极开展青年训练和妇女工作,青年训练主要是组织青年小组讨论会,借以集中各地回民青年力量,初期即成立40余组;举行国民月会,由各省分支会自动召集回民,以配合抗战精神,激励回胞抗战情绪。组织战时服务队,指导接近前线各省及后方各分支会,召集回教青年及民众,进行慰劳、救护、劝募、宣传、运输等训练,在前线参加抗战。在河南、山西已多处成立服务队,河南南阳沈邱、周口,山西晋城等地的服务队。都曾协助军队作战,收效甚佳。"协会"为推动妇女参加抗战和解决妇女问题,特设第五组开展工作,先行调查各地妇女人数及生活、教育等各方面情况,并协助各分会成立妇女组,以推动各地工作,并与重庆妇女团体建立联系,互相协助,又召集回族知识妇女座谈,讨论妇女工作,研究回族妇女问题。"协会"还计划设回教妇女家庭访问队,办回教妇女识字班.调查登记回族抗日军人家属,办小规模女工厂。救济流亡教胞,保育儿童等。还设妇女工作队,登报招考队员,经考核录取丁祯群、白云山、郭桂贞、冶义容、杨淑贞、苏端珍、陈惠雯等7人,经过两周训练后,即开始工作。她们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回族妇女,训练回族妇女,来担负起兴教救国的使命,为抗日救亡服务。
  
  抗战军兴以后,人们视大后方西北为"国家的生命线","回族生力军的大本营"。"协会""一方面是要唤醒西北教胞参与抗战,一方面还负有联络回汉同胞的情感,打破历史传统的隔阂,以求全中华民族精诚团结一致抗战的使命。于1938年春组成"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由王月波任团长,章泽群为副团长.团员有杨敬之、张文正、马裕甫、于龙祥、李荣昌、马金鹃、金殿桂、金子厚、马桐轩、杨同璞等,共l3位回族青年组成,从武汉出发赴陕西、青海、甘肃、宁夏、绥远各省各重要县份。宣传团出发时发布《告全国回教同胞书》:"过去日本所抱的阴谋,像大陆政策等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他们侵略的目标,不但要灭亡我整个中华,并且要并吞东亚一切的弱小民族!"指出西北回胞"如能与国内全体教胞,同心协力团结起来,发挥我们固有的勇敢精神,担起复兴中华民族的责任,不难扫灭我们的敌人,援救被难同胞于水火"。希望回族同胞:"(一)决不与日本人妥协!(二)决不向敌人投降!(三)决心铲除一切伪组织!(四)联会回教同胞共同杀敌,宣传团在西北各地开展工作历 时将近一年,发动回民捐输财物,踊跃入伍参战,推动西北回民的抗日救亡热情进一步高涨。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开展的抗日救亡工作广泛而深入,其所组织的"青年服务团"的抗日救亡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的前身是汉口市回民战地服务团。约在1938年4月,湖北回民为了更有效地投入抗日斗争,参加"保卫大武汉"的战斗,组织了汉日市回民战地服务团。该团成立初期,即在武汉一带开展抗日宣传和救亡工作,经过短期准备,于6月初开赴抗日前线,在豫东、豫南各县为难民服务。该团原由李剑霜任团长,后由马承霖继任。在当地抗日救国团体的支持和配合下,他们不仅运送安置难民,收容难童,还于6月25日和28日,两次在信阳胜利影院举行抗日宣传大会,当地回汉市民参加者数千人,扩大了抗日宣传。当年8月,汉口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奉命改组为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们以郑州为基地,经常深入前线和各地进行慰劳、劝募、侦探敌情和破坏敌人交通等工作。他们曾奔赴淮阳前线慰劳第三集一师抗敌将士。骑一师师长马秉忠在豫东战役中身先士卒,壮烈殉国,服务团召集郑州市回胞举行追悼会,以告慰忠魂、激发民众。1938年10月,郑州市屡遭敌机轰炸,服务团及时报告受灾情况,进行抚恤。9月,服务团在豫北孟县桑坡村等地慰劳被炸和受灾回胞。孟县、沁阳之敌被歼后,"敌势顿挫,隆隆炮声"尤掀动大部青年杀敌情绪。"服务团《新华日报》1938年6月24日、29日。组织分团预备开赴前线服务,"他们要为祖国争生存,为民族争解放,为世界争和平"。1938年12日,汪精卫叛国投敌,全国同胞一致声讨,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及河南省回教青年救国会于1939年2月2 日致电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要求明令通缉汪精卫。白崇禧在复电中说:"抗战到底,为我国既定国策,决非少数奸宄所能动摇愿我同胞,再接再厉,奋斗不懈,以争取最后胜利。"服务团在开展各种形式的战地服务和救亡宣传之外,还寻找机会,进行战斗直接打击敌人。l940年12月4日晚,服务团十名团员在开封南关与驻铜元局敌军巡逻哨兵相遇,团员们英勇杀敌,当场毙敌三名。余敌仓皇逃散;l941年1月6下1早晨,在汴新路夸武境列车庄一列由徐州开往彰德的军车,被服务团团员设伏爆··炸,炸毁军车3节,倾翻一节,炸死敌寇90余名,伤敌10人。充分显示了回族爱国青年勇斗敌寇、机智果敢的坚强精神和英雄气概l
  
  1940年3月12日,由重庆几十个回族青年发起成立了中国伊斯兰青年会,下设文书、总务、组织、宣传、调查、研究、社会服务七组,以作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领导下的回族青年统一组织,加强回族青年的团结,集中力量开展抗日宣传和救亡工作。该会在《成立大会宣言》中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号召回族青年:"我们应当加强我们的国家观念,并普遍使回教大众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在抗战期间,为求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而抵抗侵略者势力,止是良好国民和忠实宗教信徒尽到天职的时候,我们当本着社会服务和为群众牺牲的精神,致力一切神圣的工作。"《宣言》还强调:"以后应发挥我们未曾磨灭的民族的力 量,努力建筑我们的前途,完成抗战建国之使命,达到一切理想的目的。"青年会以团结回族青年促进抗日救亡为己任,因而深得回族青年的拥护和响应,青年会成立不久,登记参加青年会的回族青年即达1000余人,使该会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青年抗日救亡组织。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为了策动战区民众,直接参加抗战救亡工作,曾发起成立北路战区巡回工作团,前往豫、鄂、皖战区等省从事组织、训练、调查、宣传等工作,以发动和组织各省战区回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该团初成立时由李剑霜任团长、马学仁、何玉良为团员。回教协会后又筹备成立南路战区巡回工作团,在南方战区开展回民抗日救亡工作。此外,奉国民党政府之命,l939年杨敬之等人曾赴华北各省宣慰回胞,杨敬之亲往北平、天津、济南、太原、张家口、青岛等地秘密开展宣慰工作。亦有人前往西北甘肃、青海等地慰劳回族抗战军民,考察教育及军事训l练工作,以增强西北回民的抗日决心。类似这样的宣传发动工作,无疑对团结和推动各地回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0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发起成立了"回教文化研究会",聘请回汉文化名流为会员,以发扬伊斯兰文化,融会回汉文化精神,消除回汉隔膜,加强相互合作,共同担负起抗日救亡和反侵略的任务为宗旨。该会由马宗融任主席委员,这一组织的成立,对于弘扬回族伊斯兰文化和推动回汉人民抗日救亡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为了推动各地回民广泛参加抗日救亡斗争,亦曾响应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的号召,向回教协会各省分会及区支会发出通告,要求各分会及区支会参加当地反侵略运动大会,并成为团体会员,"协助工作,以符本会救国之旨"。以期进一步激发回胞的抗战救国热情,推动回胞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2."回协"各省分会的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各省分会及支区会相继建立后,各地回胞展开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抗日救亡斗争,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七"事变不久,"八三"战火又在上海燃起。在谢晋元团坚守苏州河畔四行仓库的战斗中,回族士兵张秋明是八百壮士中的幸存者之一,当时他藏在麻袋包中,用机枪和手榴弹伏击围攻上来的日寇,打死敌人多名。日军的一颗炮弹在他前方爆··炸,将他手臂炸断、面部炸伤而昏死过去。后被救护队送到国际红十字医院抢救治疗,并在医院认识了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路易·艾黎被他的英勇事迹所感动,两人遂成至交,张秋明当时被誉为"独臂勇士"。在战争期间,上海回民教长哈德成、达浦生等人领导伊斯兰教胞从事敌后校园工作,经常向回胞宣讲抗日救国的意义。达浦生教长曾前往埃及、中东诸国,揭露日寇侵略中国真相和制造分化的阴谋。哈德成教长看到难民避往租界又无处安身,便四处奔走组织人力,成立上海浙江路回教难民收容所,以后,又在太仓路清真寺设立第二所回教难民收容所,使大批难民得以暂且安身。同时,他还努力为难民筹集粮食、被服及其他生活用品,以解决难民们的生活困难。上海租界沦陷后,哈德成阿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工作,一边救济难民,一边坚持宗教活动,以香港中国回教学会的名义翻印l000本《古兰经》,进行宗教和爱国宣传。鉴于哈德成在国内伊斯兰教内的声望地位,日寇企图请他出任伪回教联合总会的顾问。得此消息,哈德成表示决不屈从于日寇,遂于1942年3月18 日,毅然离开上海,经安徽至陕西,后赴重庆。途中在西安、重庆等地应邀多次发表演说和广播讲话,揭发、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残暴罪行,同时号召国内回胞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哈德成最后在1942年底到云南蒙自沙甸,与他的学生马坚等致力于《古兰经》的翻译和伊斯兰文化事业。上海另一位回族著名人士伍特公,时任《申报》代理总编辑,面对日寇的骄横残暴,撰写了多篇有关抗战的社论,抨击日寇的侵略及伪南京政府的卖国活动。以伸张正义,一度遭到日伪的通缉而无所畏惧。当时,上海回族青年约有l5000人以上,他们虽与内地隔离,"反而因环境的刺激而益发振作,并积极组织起来,担负救国兴教的工作。"上海回教会为此特设青年部并扩大征求会员,其宗旨为:(一)联络青年教友情感;(二)解除青年教友之烦闷与困苦;(三)发扬回教互助精神与合作精神;(四)引起青年教友为宗教社会国家服务之兴趣。他们还制订初步工作项目及会员戒条纪律,以组织和推动抗日救亡斗争的深入。
  
  日寇攻陷南京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然而不屈的中国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暴行所吓倒。1938年11月23日,敌机对西安清真寺狂轰滥炸,齐集清真寺开斋的回民被炸死炸伤l30多名。这一屠杀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回民纷纷起来声讨日寇罪行,南京市回民4万多人集会游行,并发表《告全世界伊斯兰兄弟书》。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也发表了《为暴敌惨炸回民区西安同胞告世界伊斯兰兄弟书》。指出日寇"高唱的扶植回教等政策,只是用以掩蔽其屠杀中华民族组成的一分子伊斯兰兄弟和毁坏真宰的朝堂麦斯之像(即清真寺)的烟幕。"并向全世界的穆斯林兄弟提出"抵制日德","扩大援华",揭露日寇阴谋,"加强世界伊斯兰兄弟之间团结"等希望。
  
  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政府机关随后搬往武汉,这里一时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在湖北,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钟祥县回汉群众的抗日斗争之外,各地回胞的抗日救亡斗争非常广泛。1938年2月,为配合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所举行的反侵略运动宣传周活动,武汉市回民进行了总动员,"为国难祈祷,并愿求全世界同道一致援助,以期正义伸张,和平实现"。并决定于6月在各清真寺念经祈祷。l4日下午,武汉及全国各地回民又在汉口民权路礼拜堂举行反侵略祈祷大会,到会全国各地教徒及代表来宾有千余人,"分别由马教长领导为阵亡将士祈祷,李教长领导为抗敌将士祈祷,王教长为抗战胜利与世界和平祈祷"。之后,全体教徒又整队游行,充分体现了回族人民抗敌救国、热爱和平的爱国热情与坚强决心。
  
  在"保卫大武汉"战斗前后。湖北回民先后组织了汉13市回民战地服务团和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青年服务团。两个组织不仅在武汉、宜昌等地广泛开展救亡工作,而且,战地服务团也开赴豫、皖抗l3前线进行救亡和宣传工作。青年服务团还在宜昌筹备组建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湖北省分会。在八年抗战期间,湖北襄阳、江陵、石首、老河口、竹溪、光化、宜昌、松滋、南樟、房县、竹山、谷城、郧县等地回民,都建立了抗日救国团体。他们不仅对前方抗敌将士致电慰问。对汪精卫投敌叛国进行声讨谴责,响应献金和捐献棉衣的号召,积极支援前线,救护伤员,抢救遭敌机轰炸而受难的同胞生命财产,而且直接开展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回民战地服务团在张文陶阿訇带领下,在街头巷尾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救国意义,报道、张贴我抗日前线胜利消息,慰问过路伤病员和上前线的将士。回教协会湖北省分会还将所在地老河口年龄在45岁以下的回民组织起来,以10人为一小队,三四个小队为一大队,组成战地服务团,通过办《回声报》,鼓励抗战士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写标语、画漫画,揭露日寇蓄意灭亡中国的阴谋,组织担架队配合防空单位救护受伤战士,护理伤残同胞.掩埋阵亡将士,抚恤其家属子女等形式,开展抗l3救亡工作。
  
  日寇占领武汉后,积极物色汉奸成立维持会,借以维系其殖民统治。回族辛亥老人马骥云,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1929年他离开政界后定居武汉以行医为业,日寇极欲让马骥云出面负责组织汉口一维持会,当即遭老人坚辞拒绝。武汉陷落前夕,回族爱国实业家、前汉l3总商会主席陈经禽,看到战区难民纷纷来汉,"办了难民救济所六处,并且每天都.巡视,以免有措理不善的地方"。武汉民族资产阶级出于爱国热情和使企业免遭日寇掠夺,纷纷将工厂迁入内地。日本商人曾托人劝陈经畲不要迁厂,以便日后"合作"。他坚定地回答:"我陈某决不资敌,不当汉奸,也不脚踏两只船。"毅然于1938年9月,将"汉昌肥皂厂"的原材料及部分设备搬往重庆。1939年,陈经畲战前向德商购买的甘油机运抵上海,该设备能生产高纯度甘油,是制造烈性炸药的原料,陈赴上海处理设备时,日寇又托人劝其与日方合作,陈依然坚定表示:"宁可让它锈为废铁,也决不资敌,将它起存于英商洋行栈内,以策安全。"日伪机构又派宪兵、特务在夜间潜入法租界捕陈,威胁利诱要求合作,"陈不为所动,坚予拒绝"。他被捕后也没有向敌人屈服,表现了崇高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
  
  回教协会安徽省分会成立后,即发起组织宣传团,分赴各县开展抗日宣传和救亡工作。宣传团足迹遍及太和、旧县、涡阳、毫、界首、杨桥、临泉、阜阳、涸溜、留陵、南照、润河、颖上、凤台、正阳、寿县、六安、合肥、舒城、桐城、岳西、霍山、立煌、洪集、霍邱、中村、焦坡等地。宣传团以抗战建国和回教教义为宣传目标,所到之处,写墙标语,召开座谈会,开会进行抗日宣传,说明抗战中回民应有的抗日救国责任。还在清真学校讲解《我抗战最后胜利之把握及国家对小学生之希望》,以唤起回胞及青少年的抗日热情。他们还在合肥、风台、界首、正阳、洄溜、桐城、焦坡、太和、寿县、下临泉、中村、立煌等地筹组了回教协会各县支区会,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如太和县支会即组织服务团,平日进行军事训练,并办有武术学校,强身健体,以组织回民进行救亡工作,推动了安徽各地回民抗日救国斗争的深入。1940年后,我华北、华中各铁路沿线被日寇占领,抗战区物资紧缺。安徽蚌埠、安庆、定远等地回民素有经商特点,善于长途贩运的回民,冒着生命危险将食盐、布匹、百货、西药、土硝等紧缺物资运往游击区,转手于抗日战区,为前线抗战提供了方便和支援。
  
  江西省分会于l939年10月25日在吉安县成立,成立大会上即发电慰问抗日将士:"倭寇肆毒中原,赖我前方将士,栉风沐雨,予打击者以打击,气吞河岳,血作长城,陷顽敌于泥沼,屡操胜算之谋,歼强敌于赣湘,弥坚必成之念.举国钦迟,兆民永赖。"并向全国同胞及各报社发出通电,痛斥汪精卫叛国投敌,"祸我中华,近复包藏祸心,甘为傀儡,召集伪会,肆厥口言,卑污可耻,罪行昭彰,凡我同胞,稍具血性之伦,莫不同深发指"。表示:"本会救国锄奸,义无反顾,誓率全体同胞,为我国人后盾,灭此朝食,奠我邦基"。江西省分会成立后,致力于回胞难民救济工作,曾在吉安组织教民难胞临时招待所,对难胞过吉安者,分别予以招待和接济,"流赣教胞,全活甚众"。分会又借吉安谢家祠堂办理难胞栖留所,收留救济难胞。
  
  福建省分会于l939年10月1日在泉州成立.由张玉光任干事长。该会成立之际,亦通电讨汪:"际兹严重关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时,汪逆精卫丧心病狂,罪恶滔天,本会代表福建全省数万回民,共伸挞讨,务请严处,治其死罪,以正国法。"到1940年夏,福建省已建立了檀江(晋江陈埭强房)、陈江(晋江陈埭弱房)两个直属区会,以及惠安白奇、绍武、永安、福州等支会。该会排除伪政府干扰,创办《正源半月刊》,输送回族青年就学成达师范或入军校学习,创办"清真国民学校",开办讲习班给妇女传授伊斯兰教义,解决禁止宰牛问题,为回民谋生活出路。1940年冬福建省分会为了慰劳前线抗日将士,发动各支会及直属区会所属回民捐献寒衣和代金,当时回民大多贫困,但抗日情绪高涨,踊跃捐输。如泉州回民仅居住在清真寺内的l0余户就捐募寒(棉)衣40件,代金60元,为抗日救亡贡献了力量。
  
  湖南省分会成立后,积极着手进行全省回民人口调查,分区委派专人具体负责实施,以作为开展抗日救亡和其它工作的基础。同时,先后在邵阳、武冈、常德、益阳、桃源、澧县等地成立支会,组织和领导回胞进行救亡工作。在湖南城步县有马姓回胞百余户,是从邵阳县马家冲迁来者,因生活困难和年久而教义失传,湖南省分会奉回教协会之命派人前往调查,设法救济并宣扬教义。在祁阳有自安徽凤阳沦陷而不愿做亡国奴的回民49人流寓至此,祁阳既无回胞,又无清真寺,致使流寓回胞"生计日趋困难",湖南省分会及回教协会特援助国币l70元予以救济。
  
  广西省分会成立后,最早建立支会的县份有南宁、六塘、柳 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兰州会议) 苏桥、山尾、旧城、大墟等。桂林是广西省回民分布较为集中之地,回胞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开展救灾损款,救济难民。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一卷第一期刊登的《桂林回胞救灾捐款人名单》中,桂林回民352人及成达师范共捐款国币741.65元,除成达师范捐款210元外,个人捐款多者50元,少者l角不等。国民党广西军分校召收回民青年受训参加抗战,也得到广西省分会的支持,如1940年第l5期学生中即有500余名回族学生毕业。成达师范师生经常深入广西各地开展抗日宣传,在桂林郊外的潜经村,因交通闭寒和年久无人传教,回民信仰几致消失。成达师范师生与广西省分会宣传教义,开发民智,争取拨款予以扶持,终使回民恢复了宗教信仰;同时还办了成达小学第四分校,以推动当地回民文化教育的发展。
  
  "七·七"事变后,内地的一些工厂企业及居民迁往香港,其中就有一些是回族同胞。特别是l938年10月广州陷落前,大批广东难民涌入香港,尤以广州和肇庆的回民为多。据杨汉光阿訇回忆:"广州沦陷前夕,星散的广州回民,有部分先后转往香港。"香港《博爱社简史》记述说:"由于日寇侵华,穗市回教难民云集港岛。"香港回教博爱社成为临时难民收留所,但因内地难民太多,博爱社经费紧张,且无法安置,遂由萨兆经先生向港府申请,专门在新界元朗锦田内,办了一间回教难民营,由广州周善之阿訇任营长,处理教务,并带领每日五番礼拜,使回族难民逐渐得到妥善安置。
  
  当时,广州有清真寺五座,分别是光塔寺和小东营、大南路、濠畔街、东郊各一处。广州沦陷前,各寺教长杨瑞生、王正轩、马仁峰等及大批回民纷纷避居港澳。广州教长周善之迁往香港后,即代表广州回胞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揭露日寇实施分化离间毒计,组织伪广州回教自治会的真相。指出广州不幸沦陷,全体回胞遭日寇蹂躏,我们不甘在日寇统治下呻吟,而迁移来港,及逃散各乡者,为数甚多。其现在仍留居广州者,均因仓卒问逃避不及,然为数寥寥。目前在广州的回族报纸系日寇卵翼下的出版物,而其所设"回教自治会",当然系傀儡组织,该会人物,实无代表广东回民的资格;该伪组织实为日寇的御用工具,"我全粤回民,誓死反对,兹闻彼伪会将于五月二十六日宣告成立,但无论其如何活动,当绝对否认之,亦不发生任何效力,更不足以影响分化回民团结抗战之决心"。并表示他们将同全国同胞一道,"咬实牙根,忍耐痛苦,站在同一战线,精诚团结奋斗到底,务求竟取最后胜利,此为我国回民一致的心理期望者"。香港回胞对支援祖国抗日极为积极踊跃。l938年,香港华人穆斯林组织"香港中国回教文化研究会",以响应国内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并作为其一个分会,支持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协会一经成立,即按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各项指示积极展开工作,代将赈济款项分发广东及在港回胞难民;健全组织机构,选举朱介芳为干事长,萨兆经为副干事长;响应国内征募寒衣运动;协助当地回教青年会举办盛大游艺会,联合香港各穆斯林团体,以加强团结,联合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香港回族青年不甘人后,他们以原有的"英兰体育团"的团员为中心,成立"回教青年会",杨永文任主席,该会以联络回族青年,阐扬救义和开展抗日救亡为宗旨,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香港的港口优势和特殊地位,在抗战中发挥了沟通中外的桥梁、纽带作用,国内回胞出外宣传访俱进会四川支部,下辖分部70余处,从事教务与革新运动。杨敬之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回教青年学会则以青年修养、宗教研讨、体育锻炼、意志团结为主旨。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川回族爱国志士即成立四川回民抗敌后援会。该会在1937年l2月向各界发出通电,表示为争取抗战胜利,"誓率全川回民枕戈待命"。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后,四川分会迅即成立,由马德斋教长任干事长,并在各县建立支会组织,"会务工作紧张,抗战情绪热切,气象颇为蓬勃"。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总部迁于重庆后,四川回民抗战救亡工作更加扩大。重庆市1939年5月25日遭日寇轰炸后,三座清真寺中的南寺被毁,但当地回民仍在教长组织下习修宗教功课,砥砺抗战爱国精神。一位须发斑白的老阿訇在临时修整的礼拜殿上慷慨演讲:"在这个残余破碎的寺中,今天还有这些人来礼拜,足见我们爱护宗教、拥戴圣人的诚心,不因遭遇变故环境困难而懈怠,这是我们伊斯兰的精神;但是进一步的,我更希望诸位要拿爱教的心去爱国。"1940年1月21日,是伊斯兰教忠孝节(即宰牲节),亦即朝觐盛典之日。重庆市回胞300多人于当日上午齐集于十八梯清真寺举行忠孝节聚礼,除念经礼拜之外,由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常务理事王曾善讲解抗战时期回胞应牺牲个人、尽忠国家的意义。并由丁岐山阿訇诵经,"为我国抗战最后胜利及土耳其被灾人民举行祈祷"。在成都,因受敌机轰炸,三所回民学校,即西北中学和两所清真男女小学均疏散至成都西郊金泉场一带。各校在克服困难继续开课的同时,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宣传。两所清真小学积极参加镇上各团体,创办联合壁报、中山短期小学;开展抗战宣传活动,组织若干歌咏宣传队,经常分赴各乡区宣传抗战形势。元旦时,还在金牛坝新生村举办庆祝大会,由两校学生表演抗日话剧与歌咏,以激发民众抗日情志。
  
  成都西北中学迁往郊区后,为了改变乡村文化落后和救亡工作发动不足的现状,学校在原有"抗敌宣传团"的基础上,新组织成立战时乡村服务团,以尽最大努力。负起时代的使命,"求抗战建国的工作,很顺利地进行。"服务团下设民教、宣传、壁报、歌咏、戏剧、担架等六股,每股由教师一人领导,同学们根据自己所长参加各股,分别开展抗战宣传和发动工作。民教股利用暑假和每天抽两个小时在乡村开展民众教育,帮助民众读书识字,曾举办问事代笔处,解决农民们的实际困难,并设立民众学校,普及文化教育。宣传股在节假日深入乡村和市镇茶社,进行兵役、献金、农村建设与抗战宣传,启发民众的抗日情绪。壁报股用最通俗的文字,写关于抗战的消息和人们应注意的事项,张贴标语漫画,使识字与不识字者,都能通晓宣传的内容,以达到宣传的目的。歌咏股常随宣传与戏剧股出动,先以歌咏来集聚听众,然后演讲;同时给百姓教唱浅近的抗战歌曲,使其耳熟能详,经常吟唱,进而明白抗日图存的道理。戏剧股利用当地的土语排演剧目,经常在学校和附近市镇演出,"在民众们快乐的情境中,灌输以抗战建国的意义。"担架股则是为准备万一成都及附近市镇遭敌机轰炸,或发生火警时去帮助运输和抢救伤员之用的。在平时,学校内同学生病或戏剧股出外演出时,担架股亦承担运输任务。
  
  四川回胞还积极参加募捐献金运动。l939年7月7日抗战二周年纪念日,叙永县回民成立了叙永县回教抗日救国促进会,规定每年"七·七"抗战纪念日在清真寺集会,为抗战胜利和抗战阵亡将士举行祈祷,并号召回民开展支援抗战的献金活动。整个抗战期问,叙永县回民共捐献谷米近万石,法币1万元左右。该会还规定回民每宰一头牛,均将牛头捐献出来,支援抗战,仅此一项,该县回民自1939年促进会成立至1945年抗战胜利,共献牛头5100只。叙永县回民在抗战中的突出贡献,得到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的肯定和赞扬,理事长白崇禧曾亲往叙永县视察,以资鼓励。此外,懋功县回、汉、藏群众也成立献金委员会,进行抗日募捐,募得资金1万元汇往省府,并派代表前往省城献旗。上述几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后方四川回胞参予抗日救亡运动深入而广泛,也透视出在回胞和民众中潜藏着无穷的爱国抗敌力量,这是中华民族战胜敌人的坚强后盾。
  
  贵州回族分布较少,1939年贵州省分会成立,11月5日,该省分会举行改选大会,刘文安任干事长,大会还通过通电讨汪、促成支会、整顿寺务等六项议案。此后,平坝、普安、安顺等县建立了支会。各地回民或参军奔赴抗日前线,或追随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活动,同样为民族抗战的胜利贡献了力量。贵州回民马昆曾任国民党军队师长,参加了娘子关和台儿庄战役;桂灿参加过台儿庄和保卫武汉的外围战。女大学生张琼瑶(改名高洁)、刘廷福都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兴仁县回民马瑞参加革命后在解放前夕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在贵阳正谊小学任教的回民杨培根,为追求革命,辗转投奔延安进入抗大,后参加了八路军。他们是抗战期间贵州回胞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杰出代表。
  
  云南在抗战期间既是大后方,又是抗日前线,云南回族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其抗战规模和范围涉及全国或地方的军、政、民各界,也包括工、农、商、学、兵各方面所组织的各种团体和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l937年8月,云南省政府按国民党政府命令,在短期内组建60军、58军和新3军,分赴鲁南、两湖、赣北等前线抗击日寇,部队中回族官兵不少,如60军183师542旅1084团一营二连的l30余名回族战士,在台儿庄战役中几乎全部壮烈殉国。徐州会战之后,滇军各部中的回族官兵又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南昌战役、长沙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等大小战斗数百次,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了力量。在国难当头的紧急时刻,云南回族热血青年纷纷投笔从戎,报考军校和参军,奔赴抗战第一线。从1937年至l944年,每年有不少回族青年学生报考军校或参军。1939年和l942年,云南回族救国会号召全省高二年级以上的回族青年学生报考军校为国效力,大批学生积极响应。分别有150余名和120余名回族学生,被中央军校广西六分校(即南宁分校)招收为第十五期学员和桂林分校第十九期学员;l944年桂林分校第二十期学员中亦有不少云南回族学生报考。l939年11月,日军在钦州登陆,南宁分校十五期学员中的回民大队全体学生即赴疆场,他们订立《爱国抗敌公约》,集体誓师杀敌。第二十期的学员提前上了战场。据载:"民国二十三年,当桂林战局失利时,因大军他调,他们曾参加过有名的虎牢关战役,以较少的人数,枵腹赤足,苦战数日,竟阻住了近万敌军之进攻,直到大军赴援,才扭转了战局写下了军校学生抗战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也充分表现了穆民的忠勇战斗精神"。此外,还有不少回族青年自发报考军校。抗战中后期,回族马聪、马德明、马继武等被委任军职,负责办理云南及昆明、建水、文山等地的征兵工作,许多回族青年为了民族存亡而入伍参战。
  
  抗战伊始,日本海军封锁了中国沿海。为了沟通后方国际交通线而修筑的滇缅公路,自昆明至大理、永平、保山一带,是回族较为集中的地区。在动工之初,政府当局增调了一些回族官员参予负责筑路或出任地方长官以亲自领导此项工程。当时省公路总局局长兼工程督办回族杨文清长驻漾濞县主持修路工作,并选任该县县长、回族绅士杨问梅先生为全县民工总指挥,县建设局长回族马崇先为副总指挥,领导和组织漾濞及邻近魏山、永平、下关等地的回族民工修筑了自下关至永平段122公里的路面。而其他地段的工程亦都有回族民工参加。由于回族官员出面组织和进行了宣传动员工作,短时期内大批回族民工纷纷响应。他们与其他民工一道,栉风沐雨,风餐露宿,自带干粮工具,夜以继日挖土劈石,奋力抢修,一条贯穿崇山峻岭、激流险滩,全长1146公路的滇缅公路,自1937年I2月至次年8月仅历时8月即告竣工,创造了震惊中外的奇迹。云南回族同胞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以漾濞县为例,全县165户回族中有青壮年约百余人参加了修路;而魏山民工500人中回族占了一半,风庆民工约500人,回族民工有30多人,永平民工500多人,回族有200余人。回族同胞不仅积极参加修路,而且公路经过的回族村落或房前屋后。回族群众为了抗日深明大义,毫无怨言自动搬迁,这种大力支援和无私贡献对公路的顺利修通无疑至关重要。滇缅公路的修成,粉碎了日军企图孤立和封锁中国的妄想,确保了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线的畅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缅甸逐渐陷落敌手,日军迅速沿滇缅公路南段北上,占领怒江以西大片地区,中国西南惟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被敌切断。为保障前线军队的军需,只有依靠广大民众组织驿运。而滇西回民的马帮运输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当地回民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1942年伙,政府委派回族官员马廷璧亲自主持驿运抢运事宜。他于斋月期间,亲往下关、大理、风仪、魏山等回民聚居区,以伊斯兰教义和爱国主义相号召,晓以驿运对抗战的重要意义,"以期唤起回民爱国爱教的思想,并提起对驿运服务精神而踊跃参加。"于是,以人力、畜力--夫马车船为工具的滇西回民驿运壮举开始了。当时迅速组织起板车千余辆(一辆一次可运400公斤)、驮马万余匹(每驮80公斤)的驿运队伍,其中95%为回民驿运员。这次驿运抢运自8月至次年元月,历时半年,回民同胞顶风冒雨,克服种种困难,连续两次及时、完整地将战略物资安全运抵目的地,"且无短损停滞抛弃盗卖等事情的发生",累计运程达50万公里。如此快速、大量的驿运,正如马廷璧所评价的:"即在历年来西南驿运界中,可称为首屈一指","滇西有志回民,虽在艰难困苦境地,无时不在淬属奋发,竭所有的人力物力,以贡献于国家。此次发动驿运抢运,回民更能发挥绝大力量,完成艰巨任务,克尽'后方流汗'的主旨,在将来抗战史上,实为可歌可颂的史诗"。滇西回民的驿运抢运有力支援了前方将士的浴血抗战,为抗战反攻的最后胜利赢得宝贵时间。
  
  云南回胞与当地民众积极参加各种战地服务团随军服务,支援抗战。当时许多回族妇女踊跃报名参加战地服务,她们除了做一般战地救护外,还担负宣传鼓动、走访慰问、炊事运输、缝补浆洗等工作。特别是她们在艰苦环境中还要承担部队里回族战士的一些特殊工作,如按回族饮食习惯为战士做清真饮食;为重伤垂危或重病回族官兵祈祷;为牺牲的回民举行穆斯林葬礼等。这些工作在各部队回族官兵中发挥了联络感情、加强团结和齐心协力一致对外的积极作用。1937年l2月,昆明6名回族女青年马少良、沙英华、李淑珍、马如琴、撒明腾、马玉仙自愿参加了由60名女学生组成的云南省妇女战地服务团。她们先后随60军、58军和新3军转战各地,"随军抗日,足迹遍及贵州、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广西等省,接触了千千万万民众,同云南健儿一道,浴血奋战。由1938年到l942年这些年月里,甘冒枪林弹雨,从炮火硝烟中走过来"。她们的行动受到部队官兵的称赞和尊敬。尤其是一些回族中的有志女青年当时即已认清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才是民族抗战胜利的希望,毅然冲破种种封锁奔赴延安参加革命队伍。如昆明马玉仙在台儿庄战役后,即投奔延安参加了八路军。
  
  为了充分发扬云南回胞的爱国精神,l939年1月,云南全省50余县选出的回族代表汇聚昆明,成立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云南省分会这一全省范围的民间回民抗日救亡组织。分会选举马伯安任会长。其宗旨是:"一方面促进回胞认识当前抗战之意义,一方面发挥回胞固有的优良民族传统,以加强我们整个民族抗战力量,予敌以严重打击。"分会的历史使命是,"策动起来,拥护政府既定的国策,一致抗战到底,争取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独立生存,这是大时代之推演赋予我们的使命,而不容任何一人可以推卸的"。会后的宣言又指出:"自从'七·七'事变引起了全面的抗战,暴日凭藉其数十年经营结聚之新锐武器,屠杀我人民,蹂躏我沿江沿海各省区,凶锋所及,惨酷之状,可算为历史开一空前未有的创痛。但暴日除付了重大的代价,占据了我们一些重要交通线外,其他大半土地仍在我们手中,无法控制。敌人越进,则消耗越多,控制越难,现在敌人的实力已消耗了大半,敌人的国际地位已降低了许多,我们在战略上已将敌人速战速决的迷梦打破;在战略上已达消耗战预期的计划,最后胜利,快要临近我们了我中国回胞自国难发生以来,坚持拥护团结抗日主张,站在全中国革命战争的立场上,做了许多工作。无论敌人对回胞怎样地利诱威胁,怎样地侮辱惨杀,而回民总是纯洁无私,效忠祖国,毫无二心,尤其是从军杀敌之回教将士,其忠勇牺牲,证之于前线各战役所表现的,已素见不鲜。在民族抗战史上,实占有光荣而不能磨灭的一页。"宣言号召全省回民:"在这救亡图存保卫国家的光荣战争中,我们要遵循经典圣训之指示,来尽我们应尽的使命,那才算是忠实的一个穆民,才算是一个伊斯兰信徒"。1940年5月,云南分会全省代表大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再次发表宣言:"吾回民素性忠勇,尤复不畏强暴,抗战三年将满,我全国教胞一致坚决地站在促进团结的全国革命的立场上,做了许多救亡工作,牺牲了不少抗战将士。姑勿论敌人如何威胁利诱,怎样地侮辱残杀,而我回胞总是本着笃信宗教的精神,坚定不移,这种精神,过去如此,望俞机策勉,始修不渝,以遵教义,以报国家。"。云南分会的宣言字里行间洋溢着充沛的爱国爱教、抗敌救亡的忘我牺牲精神,而且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及消长变化的分析,对中国抗战路线方针的认识,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较为一致。正因为如此,它鼓舞和团结回胞将自己的命运与全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并融为一体,与各民族人民共同奋斗,形成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迷梦的一道坚固防线。
  
  云南分会为宣传抗日,积极扶助由云南回民创办的《清真铎报》复刊,刊发了许多坚持抗战、精诚团结、反对投降和分裂的社论、时评和诗文等,并以大量版面,及时报道一些反映抗战的形势和新闻、通讯及信息等,充分表达了广大回民爱国爱教的心声和誓死保卫国土的坚强决心。许多回族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发表演说,或奔赴乡间张贴标语,宣传抗战救国的真理,教唱抗战歌曲,演出戏剧,放映电影,运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战以鼓舞民众,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对团结抗日力量、振奋抗战精神发挥了日益显著的作用。抗战期间,云南回族青年学生马鸿云、马运和、蒋功鼎、马开勋等l0余人,在昆明组成了学生救亡宣传队,深入滇西回族群众聚居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而云南籍留学埃及的回民学生马坚、纳忠、林仲民、张有成、纳训、马俊武、林兴华等,在埃及与中东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揭露日寇侵略真相,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抗战期间,重庆中园回教救国协会为了救济由战区退入内地的回族同胞,以及资助清寒回族青年学生,发起募集救济奖学基金活动。云南分会及所属45县区支会的回胞积极响应,踊跃捐献,一月之内得捐款国币16593915元,爱国爱胞热情之高于此可见一斑。在捐献中,昆明回族妇女保桂贞将先夫马采亭所遗房屋捐献,经拍卖后,将所得房款作为"采亭奖学基金"使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昆明、滇西、滇南一些重镇成了盟军战略要地,从l942年至抗战胜利,回族人民与各族民众一道,克服困难供给前线生活所需粮食。如腾冲、龙陵陷落后,滇西前线有数十万军人,四年中所需军粮的一部分,就是依赖大理、保山一带十数县各族人民供应的。这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5月,日军越过中缅边界,侵入德宏境内,连续攻占畹町、芒市、龙陵、腾冲等地,滇西军民凭怒江天堑与敌军展开激战。在两年多的滇西守土抗战中,滇西回民与各族人民一起出钱出力、流血流汗支援前线。在20集团军收复失地的松山战役、腾冲战役和龙陵战役中,滇西回民与部队密切配合,他们担任向导,参加战地服务,接待驻军,为战役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滇西失地收复后,战争转向国外,部队急需一批懂缅甸、泰国、印度语的青年为向导,随军入缅作战。第11集团远征军所辖第6军成立了随军海外战地工作队,特邀滇西视察专员回族沙国珍任军部高参。在沙国珍主持下,招收滇西回族归侨青年近百人参加随军海外战地工作队,并推荐马恒丰任队长。经短期培训后即分派各部队随军出境工作,为远征军的最后胜利发挥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四、抗日救亡运动与回族人民的觉醒
  
  抗日战争时期,回族人民参加抗战、开展救亡运动涉及社会各阶层,无论回族上层、宗教领袖、军政要员,还是普通回胞、老人、妇女、青年、学生,乃至士绅商人,都以各种方式与途径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积极表达他们的抗日立场,踊跃投入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洪流之中。解放区、国统区和沦陷区回族人民抗日救亡的生动画卷,将民旅危亡之际回族人民英勇无畏抗敌斗争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真切地展示了出来。尽管日寇欺骗、挑拨、分化、奴役、镇压无所不用其极,但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国回族同胞,始终站在民族大义和国家立场,不为所动,使敌人的一切阴谋和种种卑劣手段都无济于事而难以奏效。相反,日寇的侵略和反动,反而促使回族人民进一步觉醒,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不断激扬升华,这就必然注定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和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历史结局!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让回族在"保教不保国"的旗帜下,不去抗击其侵略,而把枪口和斗争予头对准共产党、八路军,帮助他们灭亡中国。但是,日益觉醒的回族同胞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清楚地认识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保教必先争国","国家兴亡,回民有责"。他们义无反顾地同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为民族解放发挥了国民应尽的责任。面对日寇的欺骗与分化收买,回胞的态度和立场坚定而明确:"日本小鬼虽想尽方法对于内地回民勾结、分化、离间但是内地回民意志坚定,操守贞固,无所施其伎俩。俗语说:'钱大买得钱二',又说'谁给价儿大卖给谁。'这是作买卖的生意经。假使内地回民对于抗建工作,是被政府拿钱买出来的话,或有被'多出钱"给大价儿的'买了去的可能。他们那里知道内地回民参加抗战,纯粹建筑在'义'上的。用能同仇敌忾,百折不回,精诚团结,颠扑不破。最后的目的,只是在把敌人打败,不作亡国奴,享受自己幸福,惟有义务,不问权利,丝毫不染一点'利'的。与投机牟利者不同,所以诱惑不动,分化不开。敌寇的阴谋虽然毒辣,对于中国回民是不能生效的"。回族同胞的这种抗战"义利"观,是利令智昏的侵略者料想不到和难以明白的,故其阴谋伎俩终归要失败。
  
  在沦陷区的回胞身上,不屈的民族精神尤为强烈。"敌人企图永久保持着占领区域,而从事剥夺我民众的自卫能力。他们期待着我民众都变成驯服的绵羊,一任他们的宰割。但这是可能的吗?中华的男儿和奴隶的根性无与;他们是醒狮要以雄厚的姿态,来对抗敌人,扑灭敌人。敌人想永久保持着占领区域,等于是做梦。因为不仅在我们的前方,我们将不断地打击敌人;即在敌人的后方,我们也要时时加深敌人的忧患"。不屈的回胞岂能俯首贴耳甘做亡国奴?广大回胞本着爱国爱教的精神,肩负起自己的使命,不断壮大着正义的力量和抗战的队伍。他们说:"回胞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坚强的细胞;现在整个的民族在争取自由解放,回胞要毅然担负一部分艰巨的工作,要放弃保守性,打破不与国是的因袭观念;要根据天经关于维护的晓谕,执起利器来削除邪魔。这是伊斯兰的精神,我们绝不可失掉。"受苦受难的回胞一旦觉醒,潜伏于他们之中的爱国精神和力量,就会喷发出不可战胜的威力,去抗击侵略,挽救民族危亡。
  
  一位署名西钊的军校回民青年,亲身投入民族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并为这伟大的民族抗日力量所震憾和鼓舞:"前方将士英勇的浴血抗战,敌人后方我游击队的活跃,政治工作普遍的展开,这足可以表现出,中国,不是昔日那老朽的中国了!新的中国眼看要崛立起来,成为世界和平的柱石。"他坚定地表示我荣耀的是:我是一个伊斯兰教的青年信徒,在抗战的洪流中亦参加到这为民族、为国家、为世界和平而抗战的队伍里来了。不独我一人,全中国的伊斯兰教青年们,都动员起来了,在前方在后方,受着严格的军训,积极准备担负着救国的大责。"他满怀着胜利的希望说:"谢谢敌人,因为它以灭亡中国为企图的暴行,把中华民族从睡梦中唤醒起来,从一盘散沙团结铁样的整体,这不但足以粉碎敌人的野心,并且确定了新中国的基础。"。这无疑代表了全国广大回胞的共同希望,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军事篇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在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如火如荼。广大回族同胞积极行动起来,着手建立抗日救亡组织、展开抗日斗争。面对日寇对国土的践踏和对回汉人民的屠杀,回族人民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武装,直接和日寇进行殊死搏斗。这一时期,回族人民的抗日武装遍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安徽、陕甘宁边区等地,成为全国抗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贡献,谱写了现代史上回族革命的光辉诗篇。其中,冀中回民支队和渤海军区回民支队的抗战业绩,马本斋等回族优秀儿女的英雄事迹,早已传遍大江南北,为百姓所熟知。国统区的回族人民积极参军参战,无数回族青年为抗战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安德馨、马秉忠等抗日英雄彪炳史册,回族爱国将士的战斗事迹可歌可泣。
  
  一、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族抗日武装
  
  早在193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发表的《关于扩大红军运动的指示》中,就提出在甘宁青地区"争取回民加入红军",扩大抗日武装。不久,中共中央又发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等文件,明确提出建立回民抗日武装。共产党的回民武装政策的最初的实践,就是陕甘宁边区红军总部建立回民独立师,以马青年为师长,欧阳武为政委,李铁民为参谋长。回民独立师起初主要是帮助西吉、海源、同心一带的回民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其后便投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抗日的回民游击队、自卫队,反霸除奸等工作。回民独立师是回民建立抗日武装的一面大旗。
  
  自1937年开始,在河北、津南、鲁北,先后建立起回民白发的抗日武装,规模逐渐扩大,不久,发展成为打击日寇、扩大和巩固敌后根据地的重要力量,并逐渐团结在共产党的抗战旗帜之下。
  
  共产党领导的回民抗日武装,根据其形成和发展的不同特点,可分如下几类:以"冀中回民支队"为主干的河北中部、东部抗日武装;以"渤海回民支队"为主干的山东回族抗日武装;陕甘宁边区"回民骑兵团";陕、晋、豫、皖等省分散的回族抗日武装。它们是所有回族抗日武装中最坚决、最具战斗力和影响力的军事力量,它们有力地配合正规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和安全,是少数民族武装抗日的光辉典范。
  
  (一)英勇的冀中回民支队
  
  冀中回民支队,是在共产党的帮助和直接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回族抗日武装,部队的主体由三支回族抗日武装合编而成一支是吕正操在冀中领导的抗日人民自卫军中的"回民干部教导队";一支是孟庆山领导下的河北游击军中的"回民教导队";一支是马本斋自发组织的"回民联庄会"。合编后归马本斋统一指挥,名称初为"回民教导总队",1939年正式归晋察冀军区后,定名为冀中"回民支队",马本斋担任司令员,郭陆顺为政委。从此,"回民支队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八路军的行列中"。
  
  回民支队的建立,与冀中区回民居住特点、经历的艰难困苦、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形势分不开,它是共产党在冀中地区积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必然结果;同时,冀中回族人民的爱国热情、抗战决心,马本斋的卓越组织能力和军事才干,是冀中回民支队从草创到壮大、不断发展并沉重打击日寇,取得辉煌成绩的重要因素。
  
  1.冀中回民支队的建立和壮大
  
  冀中区回族的居住特点,一方面同回族在全国各地的居住特点一样,"大分散,小集中"。大分散指冀中各县、市都有回族居住,小集中指居住在某地的回民有相对集中的特点,如定县的怀德营唐家庄,藁城县的九门村,无极县的高头、谈下村,河问县的果子洼,献县的东辛庄,霸县的后两问房子村,安国县的东安国城等村庄,都是回民聚居的村庄。另一方面,冀中回民又有同其它各地回族不一样的特征,除了明显的生活习俗上的不同外,重要的是,冀中许多回民聚居区分布在水旱两路交通沿线,经营农业往往不能维持生计,大多以小本生意如屠宰、饮食业为主要行业。长期沿交通沿线转移。此外,由于在旧中国遭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并忍受民族歧视,生活困苦,饱经忧患,所以,冀中回族人民能够积极拥护共产党主张,广泛热情地投入抗战。
  
  "卢沟桥事变"发生不到一月,日本相继攻陷北平、天津,很快沿平汉、津浦铁路南侵。到l937年ll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遍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保定、石家庄、邢台等重要城市失陷。日本军队对冀北、冀中、冀东的无辜百姓烧杀抢掠,使河北大地生灵涂炭,哀鸿遍野。冀中主要回民聚居区几乎都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践踏,献县、定县、文安县、沧县、藁城遭受的劫难尤重。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滥施淫威,残酷杀戮,冀中回族人民并未被吓倒,相反,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或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发动起来,建立抗日武装。自1937年秋至1938年初,冀中先后建立的回族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主要有:定县肖秉钧、刘文正领导的"回民抗日义勇军便衣队",献县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抗日义勇队"(一说"回民联庄会");文安县杨春围组织的"回民抗日挺进军";任邱县城关镇回民组织的"回民公会",安国县回民群众组织的"抗日自卫队"等。在这些回民自发组建的抗日团体和武装中,规模较大、成立较早且健康发展的有两支:一是肖秉钧、刘文正领导的抗日团体,动员回族群众,建立回民抗日武装。整顿、改编并归冀中人民自卫军之后,称"冀中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一是马本斋领导的献县回族抗日武装.与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队中的抗日队伍合编,形成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
  
  肖秉钧、刘文正领导抗日团体.最初主要从事抗日宣传,动员群众,建立回族抗日政权。肖秉钧在冀中的安国、定县一带发动群众时,与回族志士刘文正取得联系,二人共同组织当地回民青年,准备建立抗日武装。条件成熟后,建立了数十人的"回民抗日义勇军便衣队",后发展到200余人。这支部队经过整顿后,改编为"冀中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肖秉钧任政治主任、刘文正任副主任,马永恩任队长。这就是吕正操司令员率领的冀中人民自卫军中的回族抗日武装--"回民于部教导队"。
  
  马本斋领导的回族抗日武装,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成长过程:马本斋,l901年出生在河北省献县东辛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只读过几年私塾,不久就帮助父亲种庄稼。十五六岁时离开家乡,到东北闯荡,参加了旧东北军,两年后由普通士兵升任班长,而且被派往讲武学堂,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受训之后,被派往张宗昌部队,任排长。马本斋身材魅梧,能吃苦,性格耿直、忠诚,办事认真负责,不久因功擢升团长。马本斋所在的部队,在张宗昌和刘珍年两将领相继死后,被迫改编,马本斋随即被革职,于是又回到家乡,继续务农。
  
  1937年8月间,日寇占领献县,马本斋家乡东辛庄遭到侵略军洗劫,村里清真寺的阿訇和许多无辜群众被杀死,马本斋的哥哥也被敌人杀害。义愤填膺的回族群众,一致要求打日本鬼子,拥戴马本斋领头,带领大家保护家乡,报国仇家恨。马本斋早有报国热情和军事才干,于是接受乡亲们的重托,带着弟弟马进陂和几十名回族青年,扯起了东辛庄抗日的旗帜,在献县建立了最早的一支回族抗日武装。当时只有五六十人,主要是东辛庄及邻近村庄的青年,枪支不多,没枪的挎着大刀。
  
  马本斋在献县东辛庄附近建立回族抗日武装时,也正是吕正操率领的部队到冀中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时期。1937年年底,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攻打河问县。孟庆山劝说盘据河问的匪首高顺城抗日,高顺城顽固不化,与孟庆山的部队开战,孟庆山久攻河间县未能攻下。l938年初,从城南开来吕正操率领的抗日军队,孟庆山和吕正操两支队伍共同解放了河问县城。其后不久,马本斋和孟庆山取得联系。
  
  "孟庆山是一位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在八路军主力部队尚未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时,他受党中央派遣,先期到河北来发动群众,并在地下党的支持下,很快组织起了河北游击军"。马本斋的抗日武装成立后,于1938年初与孟庆山取得联系,得到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的支持。其时,盂庆山派河间回民教导队的主任和马本斋会见,双方取得一致意见,马本斋带领自己的队伍进入河间城,这支队伍被编入河北游击军中的回民教导队。这是冀中回民支队的雏形。
  
  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由马本斋任教导队长。教导队一边训练,一边分头到定县、安国、藁城、静县、交河等地,搜集枪支、扩大队伍。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队伍的给养和装备也有所补充。
  
  从1938年后半年到1939年底,对冀中回民武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步是l938年7月,冀中人民自卫军中的"回民干部教导队",接受冀中军区的指示,与马本斋领导的河间"回民教导队"合编,共同组建"回民教导总队"。回民教导总队由马本斋任总队长,杨铁城为政治主任,后由丁铁石担任。当时队伍有七八百人,下设两个大队:第一大队由马永恩任大队长,队伍基干是原"回民干部教导队";第二大队由马永标任大队长,队伍基干是原"回民教导队"。由于工作需要,原"回民干部教导队"的领导人刘文正调往"冀中回建会"从事政治工作,肖秉钧调往河北游击军政治部。
  
  第二步是河间整编之后,加强了回民教导总队中党的建设,连队中普遍建立起党支部,吸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入党,使这支队伍真正成为党领导下的民族抗日武装。l938年(一说为1939年初),马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我决心为回回民族的解放奋斗到底,而回回民族的解放,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马本斋的话,道出了当时许多回族同胞的心声。从此后,马本斋怀着对党的忠诚,肩负起领导冀中回族同胞抗日事业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艰巨使命。
  
  第三步是l939年后半年,遵照冀中军区的指示,"回民教导总队"正式定名为"冀中回民支队"。军区任命马本斋为回民支队司令员,派红军干部郭陆顺任政治委员。根据斗争形势和军队建设的需要,各战斗团建立政治委员制度。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冀中回族优秀儿女为主体的"冀中回民支队"正式宣告诞生。l941年夏,冀中军区将十分区"回民大队"改编为"冀中回民支队第三大队",大队长马玉儒,教导员吕威远。这样,"回支"的建置成为三个大队。
  
  2.冀中回民支队的战斗历程
  
  冀中回支是在艰难环境中创建并逐步壮大起来的。队伍建立伊始,成员良莠不齐,曾发生严重减员,困难重重。即使整编并扩大后的回族队伍,也成份复杂,组织涣散,再加上装备不充足。因而战斗力不强。l939年初回支曾争取大清河马维周的"抗日人民自卫军",改编为回支第三大队,但马维周劣习难改,且私欲膨胀,最终带队伍离开了回民支队,当了"回奸"。如何使这支回族抗日武装走上健康道路?这是摆在我党冀中军区领导和马本斋司令员面前的主要任务。为此,冀中军区和马本斋同志都尽了最大努力。
  
  共产党依照一贯的民族政策,在冀中回民支队建立时,为了保持回民的风俗,部队设有阿訇,由于部队模范地执行群众纪律,尊重回民群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赢得了广大回民群众的信赖,回族青年群起参军,使部队很快扩大到六七百人。冀中军区党委要求回民支队中的汉族同志一律按照回民风俗习惯生活,并批准回民支队请阿訇、设海里凡,负责屠宰牛羊,安葬阵亡将士。回民抗日武装成立后,共产党及时加强对回民武装的领导,组织回民部队成员学习政治、军事知识,派军队干部到回民队伍中担任政治委员,和马本斋一道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整顿部队纪律,使部队更加团结和统一,密切了部队和党的关系,密切了部队和群众的关系。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在严酷的斗争中和艰苦的条件下,共产党总是千方百计地给回民支队以关怀、鼓舞和支持。为了保证回民支队的健康发展,党还十分注意培养和选拔回族干部,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回民支队不断成长。
  
  作为回族抗日武装的领导人,马本斋同志积极为部队的发展操心费力,他颇具创新精神,完全抛弃在旧军队中学到的陈旧战术,努力学习党的政策和军事原则,废寝忘食地钻研军事,迅速掌握了游击战争的特点,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成功经验:在准确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后,以数倍兵力设伏.敌进伏击圈后,地雷爆··炸即冲锋,上去一排手榴弹,数十分钟结束战斗"。马本斋善于在失败中总结教训,不断完善战术。尤为可贵的是,在马本斋带动下,全支队的指战员掀起学习游击战术的热潮,从而部队的士气大振。回民支队从草创到成长壮大,始终困扰着马本斋的是武器装备不足的问题。马本斋没有伸手向上级要枪要弹药,而是想办法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自己。为了伏击敌人,马本斋动员老百姓提供了一批由二人抬的大土炮。这种大土炮打出去声如巨雷,烟雾滚滚,伏击敌人时齐发巨响,战士趁烟雾舞刀杀向敌人。l939年冬,就是用这种原始武器,在无极公路、藁城公路上扣+击外出抢粮的千余敌人,歼敌300余人,毁敌汽车8辆,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计划,并缴获了大批新式武器。马本斋和回族将士们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在定县、无极、藁城、深县等地连打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冀中各地的抗日斗争,回民参军的就更多了,队伍进一步壮大,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名声很快传扬开来。
  
  冀中回民支队的战斗历程,也是冀中回民支队不断壮大,不断袭击日寇,取得辉煌战绩的历程。概括起来,冀中回民支队英勇战斗的经历可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初创到河问整编。马本斋的队伍编入河北游击军,扩充力量,利用游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武器弹药,武装自己,并配合其它抗日部队,袭击日寇驻地。主要活动范围在献县、河间县一带。第二阶段,从河间整编到1940年转战深县。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教导队与冀中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成"回民教导总队后,经过整顿,队伍战斗力增强"。"1938年11月至l939年4月,敌人对冀中抗口根据地进行五次战役嗣攻时,回民教导总队奉命转战于青(县)、沧(县)、交(河)一带,与八路军主力三纵队和贺龙、关向应所部一二。师协同作战,紧紧拖住敌酋日本联队于河问一带,并瞅机会予敌以重创。打得这个双手沾满冀中人民鲜血的侵略者(山本)狼狈不堪"。第三阶段,l940年至l941年底,回民支队转战深县南部地区,在深泽县、栾城南部、大清河畔、青县、大城等地与敌人周旋,取得多次胜利,使敌人闻风丧胆。第四阶段,从1942年初到1944年,回民支队在日寇疯狂扫荡的严酷形势下,在子牙河附近坚持战斗,后奉命撤往鲁西北、鲁西南,进行反"蚕食"斗争。1944年1月,回民支队开赴陕甘宁边区。在1940年至l942年的战斗中,回民支队取得一个个令人鼓舞的胜利。康庄伏击战、榆科战斗、深泽攻坚战、青(县)大(城)战役等,是冀中回民支队能征善战的典型战例。
  
  1940年,回民支队在深南地区先后作战30余次,毙伤俘虏日伪军近千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发生于1940年5月30日的康庄伏击战,是一次极为出色的战斗。康庄是衡水至安家庄敌人据点之间的一个村庄。回民支队以少数兵力佯攻安家庄,待敌人打电话到衡水求援后,迅速割断电话线,将我主力布置在康庄一带。当毫无准备的敌人增援部队经过康庄时,回民支队用猛烈炮火袭击。这场战斗除少数敌人逃跑外,其余的全部于半小时之内被歼灭在衡安公路上。这次战斗中,回民支队缴获加农炮一门,九二式重机枪两挺,轻机枪2挺,步枪l50余支,还有许多弹药及军用物资。康庄伏击战的重大胜利,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高度赞扬,冀中军区授予锦旗,上书:"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
  
  在深南榆科进行的战斗也是一个漂亮仗。榆科是日军在深县东南的又一个重要据点,为了拿下这个据点,回支队员化装成日本兵押着两个"被俘"的回支队员。被恭顺地迎进据点。这场战斗,回民支队l7个勇士歼敌60余人,活捉30名人,还缴获许多武器弹药。
  
  1940年10月,回民支队从深县转战深泽县。11月14日至18日,回民支队攻打深泽县,连续奋战四昼夜。这次攻坚战中,敌我双方伤亡重大。"敌人对回民支队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深为震惊,把我未抢回的阵亡战士,埋葬在东门外北城墙脚下,并立一碑,上书:'回民支队战死之墓'。这块墓地,一直保留到日本投降之后。当地人民政府将其移至北门外北极台处,建起了"回民支队烈士陵园"。(生)
  
  1941年7、8月,回民支队参加青(县)大(城)战役期间,在子牙河东进行对敌斗争。两个月时间,连续进行了27次战斗,歼灭日伪军1000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在这一带地区出现了"敌人露头就挨打,出动就遭伏击"的局面。回民支队先后在子牙河东北五次伏击敌人,用地雷炸毁敌人汽车数十辆。接着,又在陈庄消灭敌常备军300余名,打得敌山本联队不得不下令各据点"百人以下武装不得走出据点大门"。
  
  这几次胜利,只是回民支队取得辉煌战绩的几个典型。另外像大清河艰苦卓绝的六个月,滦南战斗的两个月,沧石路大大小小的战斗等,都是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利用敌人的弱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取得的较大成果。
  
  回民支队胜利的消息,迅速地传扬开来,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信心和斗志。回民支队在深县、衡水地区活动时,到处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慰劳。有一位老大娘拿着鸡和鸡蛋送到回民支队,她说:"我要看看我们的支队,看看我们的支队司令。"许多老百姓情愿自己跑几十里地将慰劳品亲自送给回民支队,生怕别人送错了,老乡们到处传播着:"马司令员真能指挥,回民支队真能干。"回民支队的英勇善战获得上级领导的嘉奖,冀中军区曾通报要各部队"向回支看齐",并奖给他们"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的锦旗。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曾颁令嘉奖马本斋同志。
  
  日本侵略者企图以武力消灭回民支队,但回民支队在战争中强大起来。于是敌人采取卑劣手段进行诱降和劝降。在未能使马本斋动摇和屈服的情况下,便迫害和拘捕马本斋的亲属,企图逼迫马本斋投降。1941年8月27日,日寇包围了马本斋家乡东辛,逐一拷问全村老少,搜寻马本斋的母亲。群众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出卖马本斋母亲,但马母白文冠不忍看群众替自己挨打,就挺身而出。敌人把白文冠带到河间城,进行威胁、欺骗,逼老太太写信给儿子,劝马本斋投降。这位英雄的母亲坚贞不屈,痛斥回奸,最后绝食自尽。
  
  马本斋母亲的牺牲,震撼了冀中抗日军民,也更增强了马本斋和回族抗日军民斗争的决心。l942年前半年,由于敌人大规模的扫荡,形势非常严峻,回民支队在子牙河东部的战斗是极为艰苦的,直到6月底撤离冀中,退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冀鲁边区。后又转移到冀鲁豫军区第四分区、鲁西北三分区。l943年7月,回民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在鲁西北摧毁据点80余处,俘伪军700余人。同年冬,在军区司令杨得志指挥下,回民支队和军区其它两个团取得了八公桥战斗的胜利,赢得了反蚕食斗争的胜利。
  
  1943年下半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回民支队"奉命准备开赴陕北。这时马本斋病重,不得不转往冀鲁豫第三分区后方医院治疗。但终因医治无效,于l944年2月7日病逝,年仅43岁。
  
  1944年1月,回民支队由张同钰、董庆云带领,在杨得志司令员统一指挥下,与其它兄弟部队一起,开赴陕甘宁边区。到达陕北后,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教导一旅,"回民支队"番号仍保留。回民支队到陕北后,投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作为一支少数民族抗日武装.回民支队胜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冀中回民支队在六年多的时间里,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消灭日、伪军36700余人,攻克、破坏碉堡、据点及铁路、桥梁数百处,缴获许多武器和军用物资,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吕正操司令员赋诗称赞"回支骁勇天下闻"。在所有回忆、纪念和研究冀中回民支队的文章、书籍、资料中,几乎都有这么一个结论:"英雄的回民支队是回族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她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史上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二)渤海回民支队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许多支回族抗日武装中,可以和冀中回民支队并称的,就是有名的渤海回民支队,也称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它是在回族居住较集中的冀东鲁北(渤海区)成立和发展起来的一支回族抗日武装。驰骋冀鲁边区的渤海回民支队,与回族英雄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遥相呼应,紧密配合,扣击日寇,保家卫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民武装的又一面旗帜。
  
  1.渤海回民支队产生的背景
  
  从地理条件看,冀鲁边区东临渤海,西靠津浦铁路和运河,南邻济南,北接天津,是河北省东部和山东省北部的平原地带。从历史背景看,几百年前,这里就有数十万回族和汉族杂居相处。据说这些回族多数是从明朝当兵而落户本地的。他们中有一部分被分配到运河沿岸城镇,大部分则被发落到沿海和贫瘠荒芜地带。盂村、盐山、黄骅、沧县等地的回族地区大多数足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当地人民不得不兼营小商小贩,以求谋生。因靠近渤海盐滩,许多回族从事贩运私盐的活动,风险极大,若被官家发现,轻则处罚,莺则砍头,有些回民为此铤而走险,当了土匪。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当地回族人民具有革命斗争的悠久传统。
  
  从社会现实和革命条件分析,由于当地回族既受地主、官僚压迫,又受高利贷者盘剥,日本入侵之初,冀鲁边区首当其冲,受害最深。所以,"回族人民的革命性和反抗精神显得特别强,要求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的愿望也特别强烈"。
  
  渤海回民支队诞生的直接原因和条件的成熟,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后,华北危机,冀东鲁北回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出路只有一条:团结抗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即对华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当日军进攻天津时,驻防津南马厂'的国民党29军爱国将士进行了抵抗,但终因执行蒋介石命令而撤离华北。这助长了日军侵略气焰,使侵略者轻而易举地攻占了津浦路及沿线城镇,国民党地方军阀和政府官员望风而逃。日寇在武力进攻的同时,推行"以华制华"、"以回制回"的反动政策,在华北拉笼和收买一些民族败类,成立伪"中国回教联合会"。l939年后任敌伪沧(县)盐(山)新(海)剿共总司令、驻防韩村的回奸刘佩臣,利用武力和伪"中国回教联合会"宗教组织,对孟村回族聚居区和冀鲁边区各地回族村落进行严密控制,强迫回汉族青年参加伪"皇协护民军".充当日寇帮凶。与此同时,国民党残余、地主豪绅、土匪恶霸纷纷出笼,为非作歹,拉武装,占地盘,各立山头,自封团长、司令。他们到处向老百姓要粮、要钱,白天劫,晚上抢,老百姓遭了殃。冀东鲁北广大回汉人民实在无法生活下去,或者拿起武器公开地和敌人战斗,或者投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旗帜下,或联络乡邻,宣传抗日主张秘密地和敌人斗争。其二,冀东鲁北地区党组织建立比较早,有一批优秀的领导骨干。
  
  1922年,孟村县的回族激进人物刘格平,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家乡后,刘格平向回汉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党的组织很快发展起来,出现了一大批优秀分子。汉族的马振华、邸玉栋、回族的刘子芳、王俊峰、王连芳等同志就是其中的代表。
  
  1934年,刘格平等同志组织和领导了有一万多回汉人民参加的庆云县马夹河"河工暴动",给反动当局以狠狠的打击。尽管暴动被镇压,但这次公开斗争唤醒了千百万回汉人民,使这一地区的人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光辉形象。此后,马振华、邸玉栋、刘子芳、王俊峰等同志迅速转入地下,历尽艰险,坚持地下斗争。革命的火种已在冀东鲁北回汉人民心中扎了根,为以后建立抗日组织和成立回族武装打下了基础。
  
  2.渤海回民支队的创建
  
  "七·七"事变后,共产党在冀东鲁北及时发动了抗日救亡运动,在上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了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以后改称国民政府军委会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支队)。这支部队就由回汉革命同志共同组成,支队下属三个路和一个特务团。这三路的领导人分别是:一路的指挥是刘子芳,大队长是张凤亭和刘树林;二路的负责人是王俊峰,三路由杨振东、杨寿荣率领,王连芳在特务团。其后成立津南支队六大队,大队长是刘震寰。抗战初、刘震寰率领的津南支队六大队,在沧县忤龙堂伏击战中,消灭鬼子一个小队,击毙一名日军大佐,打击了日寇的侵略气焰,在当地很有名气。这时尽管还没有回民支队的旗号,但冀鲁边区各抗日部队中,有很多回族同志,就为建立回族抗日武装提供了组织基础。其时,很多的回族群众渴望参加抗日部队,只是由于信仰和生活习惯上的某些禁忌,回族同胞有顾虑,成立回民自己的抗日组织和抗日武装是组织回族群众积极参加抗战的迫切要求。
  
  1938年9月,肖华同志率领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来到冀鲁边区,成立了冀鲁边区党委,由马国瑞任书记。区党委成立后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有重点地建立革命武装。第二年,中共冀鲁边区党委根据回族居住较多的盐山、沧县、新海、庆云、南皮等县的情况,决定建立回民抗日武装,以利于消灭这些地区的日军、国民党残余、"回奸"和土匪。
  
  在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武装成立前,先有回民抗日救国总会产生。l940年春夏之交,冀中回民支队(即马本斋部队)派来两位阿訇丁溪野和曹逵,到边区进行联系,谈到冀中回民支队和冀中回教总会的工作以及战斗的情况,引起了冀鲁边党委的重视。党委针对日寇、特务、"回奸"在回族中进行亲日、反共活动的阴谋,为了更有利地同"回奸"和伪"回教联合会"斗争,决定成立边区回民救国总会和回民大队。王连芳、刘震寰、刘喜三等同志与丁溪野、曹逵二阿訇共同进行筹建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回民抗日救国总会于1940年7月20日在宁(津)、乐(陵)地区的魏家庵正式召开代表会议,王连芳被选为总会主任,刘震寰任组织部长,丁溪野任宣传部长、李玉池任青年部长,张文林任武装部长,曹逵任教务部长,刘喜三任生活改善部长,刘树人任秘书长。(到1942年,增加了一位总会副主任韩道仁)。
  
  回民抗日救国总会下设四个分会,分头进行活动。一分会主任张英达,活动区域在沧县、南皮,宁津一带。二分会主任丁溪野(兼),在新海(今黄骅县)、青县、天津南部活动。三分会主任刘愚农(原名韩桐轩),在盐山、庆云、无棣及信阳等地活动。四分会(开始叫七分会)主任李玉池(兼),在鲁北的德平、陵县、临邑、商河、济阴、德州、齐河一带活动。
  
  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冀鲁边区党委决定正式成立一支以回族为主体的抗日武装。l940年8月,冀鲁边区回民大队正式成立(也叫冀南六分区回民大队)。刘震寰任大队长、王连芳任大队政委,王立朝(汉族)任参谋主任,成立地点也在宁乐地区魏家庵。
  
  冀鲁边区回民大队的成员,最初只有20多人,是从津南支队和沧县大队抽调来的。当时,回教抗日救国总会丰要在孟村、新县、石桥一带开展活动,回民大队则到徐市一带活动,当时主要的任务是扩大抗日武装,壮大抗日力量。孟村、新县、石桥、徐市等地的群众深受日寇、汉奸、"回奸"的欺侮压迫,抗日复仇的情绪高涨。一旦回族人民有了自己的抗日组织和武装,当地群众积极响应,青年纷纷参军。在回民抗日救国总会的直接领导下,在冀鲁边区政府周贯五同志的帮助和指导下,回民大队由建队时的几十人、几十支枪,迅速发展到四百余人。
  
  1941年春,这支回民武装已组建成四个大队:一大队,由张文林任大队长兼政委,后由刘金声任大队长;二大队,石娃、张凤亭任正副大队长,张玉清担任教导员;三大队,李玉池任大队长兼政委;四大队,刘喜三任大队长,吴庆云任政委。还有一个手枪队,队长宝童、韩景文,指导员刘国儒。
  
  壮大后的冀鲁边区回民大队,在1941年初,打过几次胜仗,如攻占旧城,歼伪军50多人;占领沧县于桥等等,影响进一步扩大。成立军区领导下的回民支队的时机成熟。
  
  1941年秋,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和回民大队在徐市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刘震寰为支队长,王连芳任政委,王立朝任参谋主任,建置为四个大队和一个手枪队。1941年冬,军区派何仕兴来支队担任参谋长,刘济民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后任副政委,李子华任政治部主任)。到l944年,冀鲁边军区与清河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改称"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回民支队的诞生,是津南鲁北抗日战场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渤海沿岸回族现代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回民支队的成立,极大地鼓舞着冀鲁边区回汉人民的抗日斗志。
  
  3.渤海回民支队的战斗历程
  
  渤海回民支队组建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和团结回汉族人民群众,在战斗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壮大自己(1940年8月全1942年上半年)。
  
  冀鲁边区回民武装的成立,反映了当地回汉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回民支队成立后,军区党委明确了任务,指示了方向,并派回汉先进分子组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支队长刘震寰、政委王连芳和一大队政委张文林都是回族干部。刘震寰和张文林是这一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领导人。王连芳早就在这一地区作地下工作。支队副政委刘济民和参谋长何仕兴是汉族同志,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他们是这一地区很有影响的共产党人,在回汉族群众中有很高的声望。回汉干部团结一心,率领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打击日寇,从津浦铁路到渤海沿岸都留下了他们的战斗足迹。在他们的动员和发动下,许多回族群众踊跃参加抗日组织,不少青年投身于回民支队。像谭庄这样一个仅有30户人家的小村子,就有20多人参军。韩桥村一次就有l8名回族青年携带20余支枪参加回民支队。同时涌现出父子同伍,父子、外甥同时参加回民支队的感人事迹。
  
  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和回民支队相互配合,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并出版报纸《正道周报》,刊物《正道杂志》)。他们还开办回民干部学校,由王连芳兼任校长,韩志鹏具体主持工作,回干校为回民支队和各回族地区培养了大批回民干部(这所学校到1949年才停办)。在群众支援下,回民支队一成立就与日寇展开斗争,出其不意,打了许多胜仗,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拔掉一个又一个的据点。回民支队成为津南鲁北一支令敌闻风丧胆的抗日队伍。
  
  第二阶段:粉碎敌人"围剿"、 "扫荡",经受严峻考验(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底)。
  
  日寇从1941年就开始对华北实行几次大规模的"强化治安运动",到1942年,日寇首先开始对冀中实行"五·一大扫荡"。马本斋率冀中回民支队开进冀鲁边区,与冀鲁边区回民支队靠拢,结果误宿沧县李圈子,陷入敌人重围,冀中回民支队伤亡惨重。待冀鲁边区回民支队赶来救援时,敌人已返回各个据点。1942年6月l8日开始,日寇在冀鲁边区展开大规模扫荡,安据点,设炮楼,挖封锁沟,对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拉网战术。在根据地内,先后设置高姚庄、罗疃、杨石桥、西赵河、白兔、毕孟、道安、白庄、贾强、苏基等很多新据点,敌占区迅速扩大,根据地逐渐缩小。敌人对这些地区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抢劫"三光"政策,环境变得更加残酷。
  
  这年的天灾,如同雪上加霜。回民支队全体干部战士和群众一样,只能靠棒子骨朵(玉米棒心)、野菜、榆树皮、枣糠、槐树叶子充饥度日。敌人叫嚣一两个月消灭回民支队,边区军民处在重重困难之中。
  
  1943年,军区司令员邢仁甫投敌叛变,日寇、伪军、顽军和叛徒勾结,轮番扫荡,使根据地变成了"马蹄形"的游击区。部队几乎每天都要行军和转移。夜里行军,拂晓还得把部队拉到村外的交通沟里埋伏,既防敌人包围,又便于伏击来犯之敌。到冬天,只能选择大雪天行军,而士兵的冬衣又被敌人抢走,广大干部战士处于无衣无食的艰苦境地。
  
  在极端艰苦和险恶的环境中,回民支队干部战士,在冀鲁边区党委的领导下,依靠广大回汉群众,没有悲观失望,想尽一切办法战胜困难。
  
  1943年秋,回民支队建立中共总支委员会,由刘济民担任总支书记,刘震寰任副书记,李子华、何仕兴、张文林等为委员。回民支队各大队都建起党支部,大队政委兼各支部书记,全支队已发展了50余名党员。在党的领导下,回支精兵简政,紧紧依靠和团结回汉人民群众,展开反扫荡斗争。回支实行坚壁清野,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伺机消灭敌人,l943年9月奇袭白头据点,年底巧克姚庄据点,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刘震寰指挥的回支偷袭白头日军据点时,由张九江带手枪队夜间行动,先堵住敌人屋门,各大队冲进去逐屋消灭敌人,不到半个时辰,歼灭敌人两个小队120余人。位于盂村县东部的姚庄,是日军重要据点,深沟壁垒,戒备森严。回民支队通过当地地方组织,争取了驻在姚庄的一个伪军,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于1943年农历除夕迅速攻入据点内,未费一枪一弹,拔掉了姚庄据点,俘敌l00多人,并缴获了敌人全部武器装备。
  
  在最为艰难的时期,广大回汉群众的支持、协助,是回民支队坚持下来的关键。在严酷的反扫荡斗争中,一些同志被捕,一些同志牺牲,l943年11月,敌人包围了回民支队二大队,王连芳和30多名战士被捕,队伍遭受重大打击,伤亡较重.但同志们脱险后,全部归队,无一人回家。敌人在扫荡、偷袭、包围中,常挨门搜捕,一个村庄一户人家也不放过,但回汉群众在危急关头总是不惜自己的生命,以死保护回民支队战士和抗日家属。l943年春,敌人突然包围塔上村,这里是回民救国会和回民支队经常活动的地点,当时住着十四名干部和几名抗日家属。在紧急关头,乡亲们找自己的衣服让这些干部和家属们换上,设法保护他们。敌人发现回支干部刘景亭后,六十岁的刘黑连大爷冒死保护,被敌人打断了两根肋骨,鲜血淋漓,刘大爷仍咬定刘景亭是他的"孙子",终于将其从敌人枪口下救出。还有一次,回民支队刚住进杨桥村,敌人就进村了,部队马上转移,担任警戒的苗英没来得及撤出,敌人已布满全村。在一位老大娘和她的女儿奋力保护下,苗英才转危为安。在冀鲁边区,回汉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回支干部战士的事迹,是数不胜数的。渤海回汉人民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八路军呀好比一条鱼呀,咳!老百姓就是河中的水呀,咳咳!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咳!"
  
  1942年至l943年这个艰难时期,回民支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部队一度减员,由500多人减少到200多人。部队的数量减少了,但严酷斗争的考验,使回民支队干部战士日益成熟起来,政治军事素质提高了,战斗力加强了,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主动出击,配合全国的大反攻(1944年春到1945年秋)。
  
  1944年春,渡过艰难时期的回民支队,主动向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或独立作战,勇斗日寇,或配合兄弟部队消灭敌人,活跃在津南鲁北广大地区,从l944年到全国抗战胜利,回民支队英勇杀敌,取得了辉煌战绩。
  
  1944年12月间,回民支队大战赵古庄子,围歼小山据点(现海兴县内),歼敌四十余人,缴获了一挺日本最新式的"歪把子"机枪,使军心民心大为振奋。
  
  1944年5月,回民支队在庆云县城东,一举歼灭出城收抢群众麦子的日伪百余人,只有四人逃脱。
  
  1944年6月初,全区展开夏季攻势。回支一大队又拔掉小山据点,缴获一挺六联机枪(意大利造)和几十支步枪。与此同时,四大队攻打小白兔据点,歼灭四十多名伪军。
  
  1944年6月底,回民支队拔掉苏基据点,歼敌四十余人。这次战斗中我军无一人伤亡。
  
  1944年8月间,回支战士以运送"军粮"为掩护,巧妙地全歼辛店敌人二十余名,拔掉了伪军安插在沧盐公路上长达五年之久的这颗"钉子"。
  
  1944年10月,在黄骅县的花寨,回民支队为了保护当地人民和他们的粮食。与八十多个日寇和二百多个伪军打了一次硬仗,歼灭日寇7人,回族孤胆英雄丁玉起还活捉一名日本鬼子,打死和俘虏伪军四十来人。战斗中,我军伤亡较大,回支一大队三中队长刘三福和几十名战士光荣献身。但经过这次打击,日伪军再不敢在这一带抢粮和骚扰了。
  
  1944年冬,冀鲁边区回民支队改称为"渤海军区回民支队"。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战斗规模不断扩大,此后,从吃小据点到吃大据点,攻占县城。回民支队也扩大了武装,又成立了两个大队。回民支队为培养少数民族骨干,还成立了轮训队,王昭乡和张树金为正副指导员。部队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在自己的根据地范围内种菜、晒盐,从事生产活动。
  
  1945年12月间,回民支队主动攻击齐家务、吕家桥、青村等大据点,消灭自卫团五百多人,缴获长短枪六百多支,还有一大车子弹,有二百余名伪军投降。接着,乘胜追击伪酋季虎臣,敌人仓皇逃窜。开辟了新的解放区。
  
  1945年3月,在孙刘庄,回民支队一大队和碱北大队,以250人(一说l50人)的兵力,与敌400人激战,最后获胜,打死打伤敌伪40余人。
  
  1945年4月,回民支队追击青县伪军团,在北自来屯(吨)、猪龙口(朱里口),3天打了两仗,全歼敌人200多名,缴获了迫击炮和三大车枪支弹药。
  
  1945年8月。回民支队兵分两路,支队长刘震寰带领四大队和五大队,攻打无棣县城,俘敌70余人,并获大量被服。政治部主任李子华带领一大队和六大队,配合兄弟部队先后解放了阳信、惠民两个县城,日伪军全部投降。由于阳信、惠民、无棣的三大胜利,迫使庆云、盐山两县的日伪军闻风而逃,人民军队顺利开进庆云和盐山两县。
  
  1945年8月底,回支攻打黄骅县城和歧口,进展顺利。从此,解放区连成一片,渤海地区的人民获得解放。
  
  回民支队的连续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敌伪阵营,许多伪军被迫投降或主动投诚,连罪行累累的回奸刘佩臣的部队也发生瓦解,他的一个大队向回民支队投诚。到日寇投降时,回民支队由原来的200多人发展到1500多人,建立了7个大队,武器装备也得到根本改善。
  
  威武雄壮的渤海回民支队,从1940年建立,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在渤海地区与日寇英勇作战100余次,攻克敌人大小据点40多个,歼灭日伪、汉奸2300多人,缴获长短枪2600余支,机枪l0余挺,各种炮20多门,其它战利品不计其数。回民支队已成为一支具有l600余人的强大的人民军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民支队接受新的任务,奉命挺进东北,部队番号为七师21旅63团。至此,渤海军区回民支队完成了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光荣使命。
  
  (三)陕甘宁边区"回民骑兵团"
  
  在陕甘宁边区,有一支由回族同胞组成的抗日武装,叫"回民骑兵团",团长马思义。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回民骑兵团由一支松散的农民队伍,成长为具有一定政治、军事和文化素质的人民武装。抗日战争时期,这支队伍为边区建设、大生产运动和支援抗战做出了贡献。
  
出处:作者/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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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赛赛 发表于 2014-1-1 00:41:16 | 显示全部楼层
总算看完了,看完后就是感动!
阿卜杜拉 发表于 2014-2-24 17:54:37 | 显示全部楼层
回族人在上世纪的表现是一种大智慧。一个没有国家保护的民族是可怜的,虽然每个民族都渴望拥有自己的国家,能够保护和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但是与法西斯同道着不是明智之举,当年的鞑靼人,车程人依附德国法西斯,试图摆脱俄罗斯的殖民统治,战后其命运却更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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